他要求管理层（他们不以此为专职工作）必须分文不取，在争取社会资源参与应酬时要自掏腰包，还号召理事们捐钱或借办公场所给协会。协会秘书长郝新平记得，陈小鲁总是强调“要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推广“尊严死”的重点在于官员和富人，“干部是公家掏钱，只要你活着就有待遇，花费国家财产。有钱的人就另说了，但是即使你有钱，也浪费了国家资源，因为仅仅是维持（生命）体征，治不好了。”
很难仅仅用单一的色彩去描绘陈小鲁。他不相信13亿人口有可能统一到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他推崇树立宪法的权威，并相信这是解决“文革”前后弥漫于中国的暴戾之气的根本途径。但与此同时，在受访的2小时42分里，他54次提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推动者。10月18日，他去往银川参加一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代表老陈家”。
“我仍旧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有更大的功劳，这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元帅之子如今这样评价毛。
在卢跃刚看来，“学界左中右绝对坐不到一起，但红二代可以。血统和观念是可以分开的，除了理性还有情感。他们心中的大英雄，毛是第一位。”
那些被评论功过是非的历史人物是陈小鲁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初中开始，他住进中南海，会遇见午后开始游泳并招呼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的孩子们“你们都来游啊”的毛泽东；“大跃进”时，他看见中南海竖起小高炉，宋庆龄在那里炼钢；周末，父亲曾经将西哈努克在北大读书的儿子接到家中一起吃饭，据称后来此人被红色高棉杀害。
“你现在有信仰吗？”《人物》记者问。
“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是共产党员，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陈小鲁毫不迟疑地回答。
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社会“整个儿地不适应”。他不能适应谎话连篇，也同样不能适应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关系至上。
陈小鲁说他怀念的是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凭长辈的讲述而构建的年代。他望着窗外，“我向往井冈山时的红军，那时朱军长和战士一样挑军粮，毛委员和战士分一样的粮食尾子，那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同志关系。”停顿了一会儿，他收回自己的目光反问：“我是不是有点乌托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