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两年后，陈毅受到冲击，陈小鲁被送往沈阳军区当兵。入伍前两年，他都是没有编制的“黑兵”，不被配发军服、津贴和口粮。他不能与父母通信，只能凭借报纸内容猜测父亲的状况，“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没上报，直到1971年才出现他再登天安门的消息。
一年之后，陈毅去世。计三猛还记得，追悼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陈小鲁约计三猛出去吃面条。陈转述了追悼会的状况，毛泽东突然出现，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衣，令赴会看起来像是个临时决定，不过毛很感伤，在会场流了眼泪。追悼会随之由小厅升格为大厅，总理赶忙通知西哈努克等外宾出席，致悼词者由叶剑英改为周恩来。转述这些时，陈小鲁显得情绪低沉，随后他吟了四句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道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常感促使陈小鲁开始思考社会制度，“现代的权力观就是要制衡，法律条文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以政治问题来掩盖一切是不对的。”他还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
他此后的经历帮助其完善了这种价值观。1981年，他被委任为驻英武官助理。出国前，他学习的材料还在浓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伦敦雾。可当陈小鲁下飞机时，迎接他的是碧蓝天空和被薄薄白雪覆盖的草坪。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是当年中共官员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而陈小鲁发现，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一位英国商人急着在周日与中国代表团签合同，但他无法命令秘书在休息日上班，不得不用自己蹩脚的打字技术完成合同。另外一位英国商人生产出了一种枪支，却因为担心成为“镇压性武器”而拒绝售卖给军队或警察。
4年后，陈小鲁回到中国，1986年进入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其后任职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卢跃刚曾就当年政改问题采访过陈小鲁，卢后来得出看法，这种职务安排并不仅仅由于陈的能力和西方工作背景，“政治体制改革要代表各方面利益，干部子弟是一大块，他们在听取和反映‘老人’的意见上起作用。”
吴伟是陈当时的同事，他将陈称为“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讳，不回避问题。”吴伟记得由于陈是由总参借调至此，政改办主任曾问过陈，要不要请赵紫阳办公室为他给总参写封信，从副师级往上提一提，陈表示不要给领导和部队添麻烦，拒绝了。
他是否曾在政治上有过某种远大的抱负？陈小鲁回答《人物》：我在政改研究室，不算个刺头，但也是直话直说，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一般人不会这么干。这就是红二代的抱负。我的父亲、老师和党都这么教育，我这个人有点理想主义，就当真了。
1986年至1989年他参加政改研究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法学专家。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他受到影响，更加认识到了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早年在军队，他所在的团是“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小靳庄在“文革”时期因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被视作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范。后来该团还多了一项“批邓”的任务。陈小鲁28岁那年升为团政治处主任，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他还是写信给岳父粟裕请求调动，因为这一套批判、讴歌的工作都得由他负责。而他称，道不同不相为谋。
1992年，他终于远离体制，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血统和观念是分开的
陈小鲁试图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生活，不必被“非此即彼”的立场烦扰。《炎黄春秋》的一次研讨会中曾流传出一段故事，称在一次校友聚会上，红二代们出现分歧，吵了起来。陈小鲁认为，“朋友之间观点不一致很正常，何必强求？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
他下过海，炒过股，现在还与朋友合作办公司。他偶尔谈论时局，当他发现可能引起纷争时，就以一种老人式的、和缓的方式捻掉话头。他将一年中的三四个月时间交付给旅行，他已经去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而南极是他觉得最美好的地方，荒凉、寂静。一位曾与其有过交往的外媒记者评价，“他认为世界很大，他很了解世界。”
2006年，原副总理罗瑞卿的女儿、曾任医生的罗点点开始在中国推进“尊严死”的理念，即对于没有恢复希望、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撤除其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其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罗点点找到了陈小鲁，陈想起了父亲的临终岁月，除了被癌症折磨，他也在被插满全身的管子折磨，医生不停地为他清洗、翻身、吸痰，延长着他的生命和痛苦。
“能不能不进行抢救？”陈小鲁当时问医生，可医生以两个问句作为回答，“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罗点点告诉《人物》记者，几乎就在她和陈小鲁谈了3分钟以后，陈就决定与其合作。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于今年6月成立，陈小鲁任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