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讯 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将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近，经济学界和国内外媒体对这次全会所要做出的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评论多了起来，社会各界和国外关注中国改革的人士也表达了较高的期待。
前几天，通过媒体发布的李伟和刘鹤主持的“383改革总体方案”，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热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内平面以及网络媒体公开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径》总体改革方案，这本身说明这一“总体改革方案”只是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交参考的“理想改革方案”之一。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最近所公开表示的那样，该方案“仅是国研中心的一个研究课题”。尽管如此，从“383改革方案”所曝光的下一步改革的八个重点领域和整体改革思路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即将出台的“中国改革4.0版”的基本脉络和大致思路。
事实上，早在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的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六条措施，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大致定了调。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谈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且还提出一个全新的判断：“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最近，一些高层领导人也一再放话，说中国新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尽管最高领导层一再强调要深化改革，但是，从目前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看，这次“中国改革4.0版”，主要致力方向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看来还少涉及和提到，然而“市场化改革”要真正实现和落实，均指向和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启动的“全面改革”，应该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1978到1993年间所推行的以“农村土地承包”和“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为主要特征的改革，1994年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所启动的“整体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经济的发展以及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及2001年以来中国加入WTO 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引发的内部市场化改革，均有着极大的不同。
以前三次大的改革，其改革方向基本上都要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种“自发秩序”的过渡和转型，都是“顺其自然”。在前三次改革大潮中，农村土地承包、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经济的崛起，以及外资的大量进入等等市场化改革，均是顺应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顺水推舟”，因而改革较为顺利，阻力相对而言也较小。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当时阶段上，只要中共中央的改革决定一颁布，只要政府一放开对市场的压制、管制和束缚，一波改革的大潮就会自发启动，势不可挡。
1978年以来，在计划经济时代低发展水平、科技落后和巨大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加上外资的大量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参与市场竞争，以及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加上由各级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市场化过程──尽管目前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善的和良序运行的市场体制。现在，问题反而是，不但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市场化了，而且在某些方面是“过度市场化”了。这其中包括教育、科技、医疗、文化、传媒、宗教等等领域的实际上部分“市场化”了，尤其是政府行为市场化了。
然而，一个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乃至在当今世界中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在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不但没有从市场运行中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并统御了市场。这其中包括不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年不断快速攀高，政府和国有部门所掌控的资源迅速扩张，各级各地政府也实际上成了一个个当地的最大“经济开发总公司”。另外，随着政府部门所有的国有资产不断膨胀，中国政府成了最大的资产所有者（这里不仅是指国有土地、森林和矿山资源以及国有企业的资产），还实际上是最大的社会投资主体。在全社会包括各政府部门都在追求“市场化”和努力赚钱发财的改革大潮中，政府本身又是一个不受任何实质性权力制约和制衡的“规则的制定者”、市场博弈的“裁判员”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者和最大的投资主体。这样就为一些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控的巨大资源和调控的行政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和制度环境。政府官员们“前腐后继”、屡治不果，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必然性制度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