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十年的自我审查”
阎连科第一本被禁的小说，是《为人民服务》。广州《花城》首发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一改以往禁书用电话通知不留痕迹的做法，首次联合发文至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为人民服务》成为开放以来享受北京书面禁令的第一本小说，也令阎连科成为中国最受争议、官方最不喜欢的作家。
但阎连科并不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部上乘的作品。“它并不具有代表性。”我在全世界范围内卖得最好的其实是《丁庄梦》。大家都以为是《为人民服务》，但其实大家都判断错了。
阎连科说这本小说的出炉，“纯粹是为了应付别人的约稿”。“它影响了我十年的写作。在这十年里，自己对自己的审查，到了十年后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对自己审查了。不管《丁庄梦》在全世界多么受欢迎，我非常知道，如果我自己不对自己审查，我能够写的会比今天的《丁庄梦》好得多。”
“我也非常羡慕香港这种环境。可以有言论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乃至对一个作家说想象的自由，但是在大陆，很多作家没有想象的自由，这不一定是因为制度，不一定是因为机制，而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内地作家首先做的，是自己把自己的约束拿下来。”
新作《炸裂志》，阎连科是满意的。
这是一本用“神实主义”手法映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及人的精神的“核裂变”的小说。《炸裂志》是炸裂市的市志，炸裂本是个自然村，与新中国一道经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又经历土地集体化，建立农村合作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商业重新回到炸裂人的生活里。依靠村长孔明亮和妻子朱颖所搭建的权力、偷窃和性的脚手架，村庄在极短时间内，成为超级大都市，甚至被暗示变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
“每个作家都在下一步作品中寻找新的突破。对一些读者来说，再也没有小说比这部更直接地面对当下的中国了。而对我本人而言，这本小说的最大变化是，它是被接受的。”
“中国人的内心，已复杂到文学无法把握的程度”
阎连科说，文学是不关心政治的，而是关心人心的。可当回到人心上谈论文学时，却会发现当下中国人心灵的复杂性已到了文学无法把握的地步。
阎连科回忆年幼时故乡村庄道路两旁满是参天的大树，现在已都不存在。都被村里青壮年偷伐掉换钱。但让他最为吃惊的是，连家族祖坟两旁的树木也被砍个清光。“这对一个中国人，一个河南人，一个农村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居然没有任何人觉得为了挣钱，这有什么不合适。人心到了这个程度已经不可逆转。价值观已经非常认同这件事情，觉得它没有什么不对的。”
面对荒诞的现实，阎连科直言，文学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现实，但文学有可能修正人心的偏差。“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就是面对如此扭曲的人心，给予一点点的校正，关注和批判。你不能指望教育、不能指望政策，也不能指望某位国家领导人对人心发出声音来。”
在阎连科眼里，在大陆创作文学的最特殊之处正在于此：人心到了文学无法把握的地步，而文学又不能不面对人心。 如何去写，写什么，在他看来，这才是当代作家需要回答的问题。
他说：“任何作家都一定要去面对这改革开放三十年。你的回答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一定是最个人的，也是最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