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讯 本港媒体《南华早报》日前在香港采访中国内地著名作家阎连科，内容涉及中国的出版与审查制度，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的出版制度并没有那么糟糕。” 这句话出自阎连科口中，实在让人感到意外。
被戏称为“被毙稿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家”，在连续数部作品被点名批评后，阎连科最新一部描写一个村落通过权力、偷窃和性交易迅速发展成国际大都市的魔幻主义小说，在内地得以顺利出版，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出版前，连阎连科本人也没有十足把握。他直言，“《风雅颂》之后，我写《四书》等(作品)就已经彻底不想这个(能否出版的)问题了。”
不少人将此书得以在内地出版，视为国内审查制度转好的一个信号。
“他们想错了”，阎连科在2013年10月29日接受南华早报中文网专访时说，“大环境并没有变，书可以出版了，是因为出版界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他认为，中国的审查体制一直存在较大的弹性。“审查是存在的，但今天的审查制度不再是什么都不可以写，而是什么都可以写的，作家可以选择要做什么样的写作。”
阎连科甚至认为，当下中国是最好的写作时代。“中国作家到了一个最好的写作时期。这不是说他的写作生态，而是说写作资源。而且你是可以选择的，这个选择不会像以前那样，一选就把你选进监狱去。”
选择的可能
阎连科无疑是内地作家中的一个异数。
在别人“向着光”写作或“借着光”写作的时候，阎连科说他要“穿透光明，走向黑暗”。批毛小说《为人民服务》，被视为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最具争议性的小说之一。他随后又撰写了抒写河南艾滋病的《丁庄梦》，以大跃进、大饥荒为背景的《四书》，视角都放在社会的最底层。
“全部的写作离不开河南的土地，离不开从小生长的村庄。这个村庄是你全部写作的最大的资本。”他澹然地说。
2012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真实而无奈的阎连科——他的作品蜚声国际，2005年以长篇小说《受活》分别获得第3届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及第2届鼎钧双年文学奖鲁迅文学奖、2013年入围第五届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终选名单，可在国内，他窘迫不已：儿子因没入党遭遇壁垒、抱负难酬，新着作《四书》，内容敏感，在国内连遭20家出版社拒绝;就连在北京生活、创作的园子，也因“违建”，被拆除掉。
2012年4月，阎连科在美国纽约时报报业集团旗下《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题为《丧家犬似的一年》 的评论文章，把2011年的生活形容为“一条没有光的隧道”，“漫长而黑暗”。
阎连科坦言，他不止一次考虑过离开北京、离开大陆，可是旧习难易。“我离开大陆就完全无法写作。”阎连科对南华早报中文网记者说，“这不光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说如果你真的热爱写作，你不会离开那片土地。我们很多流亡作家非常了不得，很有才华，但出去以后的写作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文化土壤和欧洲等其他地方是十分不一样的。今天的大陆三年两年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你离开大陆五年，你知道的大陆的情况已经完全不是那样了。而且今天的大陆是可以选择(写什么)的，只是你有没有能力选择，有没有胆量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