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智慧
问：之后您在部队一直待到1975年？
陈小鲁：1968年4月份，我被送走，1970年正式当兵，之前算是锻炼。
问：那些年的军旅生涯给您的思想打上哪些烙印？
陈小鲁：当然很有帮助啊。“文革”是我们走入社会自己做主的第一次，之前在学校有老师管着，在家里有家长管着，“文革”时一下子自由了，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负责。我没有跟父亲讲过，他也没跟我谈过太多的东西，因为他也是被搞得焦头烂额，有时候他会发发火，也不是为我的事。
到了部队，按毛主席的说法，就是真正和工农兵结合了。我们在部队种水稻，当时环境比较艰苦，条件比较恶劣。我被送去部队，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保护，二是监管。当时他们认为我父亲是“联动”的后台，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联络员肯定是我，我是中学生，我又是西城纠察队的发起人。“中央文革”当时也想把我抓起来，总理不同意，问他们找到什么证据吗？如果没有，那抓了以后还放不放啊？总理他有智慧，出了个主意，把我送到部队去，还和我约法三章，不能给家里和朋友写信，部队在辽宁盘锦，非常偏远，这样等于是切断我和社会的联系，孤立起来，不管我是不是，客观条件上都不能起到联络员的作用。这样既保护了我父亲，也保护了我。到了那，我就是再有错，也就是之前有错误，之后没错了嘛。
另外当时能当解放军，是年轻人的梦想啊，好比现在大家要考北大清华，或者到国外哈佛、斯坦福一样啊。我父亲也很高兴，等于这孩子有着落了，那时候要不就上山下乡了，那前途未卜啊。部队就不一样，好歹有组织系统，假如查清楚我没有问题，还可以一级级地晋升。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去江苏淮安总理故居那参加活动，谈起这件事，我还是痛哭流涕，非常感激，一国的总理对我一个学生这么精心呵护、周到保护。
总理后来派人到学校调查我，当时学校有三派，学生分为“四四派”、“四三派”，教师有一派，还有军训团，对我反映都非常好，从运动初期到8月份，复课闹革命，再到1967年2月份军训团进学校，都没有问题。所以1970年批准我正式入伍，这对我来讲就是如释重负了，知道了上面对我的看法是肯定的。
问：1968年很多青年上山下乡之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您在部队，还是会有很正统的教育吧？
陈小鲁：对。但是从整体来讲我们部队也是在农村，我们看到的农村现实并不是以前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农村，没有那么富裕，而且我们的士兵都是工农兵，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感觉“文革”这么搞下去行吗？
后来又发生林彪事件。我记得一个有趣的细节，部队传达信息比较慢，地方上传达得快。当时一个班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你还当什么兵，赶快给我回来！”
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林彪事件的消息，我看后对他说，别外传，赶快烧掉。“文革”破产这个概念那时就在大家心里了，谁也不敢说，但是在我们思想上是一个转变，“文革”好像并不是“好得很”，搞了半天，把刘少奇打倒了，但是接班人林彪怎么也跑了呢？没完没了的路线斗争，最后剩下几个好人了？到“四五运动”以后，基本上就完全是负面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