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制则是一种把社会按照身份等级和官阶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模式。这一制度与封建体制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在东亚社会中，官本位制在历史上十分流行。作为社会体制，官本位制的特点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以官位为核心，民众被分成三六九等，官重民轻。在全社会形成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形成了民众畏官、敬官和追求官职的心理趋向和行为导向。这种体制培育了一种官尊民贱的文化传统，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这些特征反映了一种集政治秩序、经济利益、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体制模式，即官本位制模式。
对于这一体系，中国古代的智者贤人和仁人志士都提出了种种批评。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表述都反映了以民为本的理念。在近代，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高举反封建的旗帜推进社会民主的建设。然而在中国，尽管对于官本位制的批判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但由于中国封建基础根深蒂固以及东亚威权主义的背景，因而对于官本位的批判从未彻底，对于官本位的分析也常常停留在文化批判的水平上，缺乏对其社会基础的理论分析。
社会本位制的体制模式则强调市民社会的自我运作。其社会运作的基础在于具有强大的自我运行的市民社会组织，并影响到政府管理的方式和政策决策过程。在这一体制中，社会呈现出强大的自组织性和自治能力，而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较低。正如我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的，社区组织、社会网络、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起着强大的作用，并且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在这类社会中，其社会发展的理念并不在于政府的直接干预或对市民社会的直接影响，存在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然而，在理论形态中，有关社会本位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
以公民为本的制度理念则超越了金钱本位、官本位和社会本位的理念，把其社会理念落实到人的发展上。这一理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克服各种异化回归人性的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未来社会中，国家职能将逐步消亡，社会将依靠自由人实现自治，成为“自由人联合体”。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质是公民自治的社会。当然，作为社会体系，以公民为本的体系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而仅仅是种社会理想模式。
要实现以公民为本的理念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为此，一些学者倡导可以通过不断拓宽社会自治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程度的途径，有步骤、分阶段地探索建立“自治社会体制”，通过由“国家管控体制”向“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并进而向“强国家——强社会体制”发展，并最终走向“自治社会体制”。在此进程中我们要进行许多工作。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官本位制在历史文化基础和价值导向上与其他社会模式具有明显区别。与金钱本位制相比，官本位制常常会表现出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侵害和野蛮剥夺，体现出非经济的强制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本位制一方面导致了人的异化，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在身份等级上的不平等性，使人开始具有生而平等的普遍价值。与官本位制下的人对人的屈从和依附相比，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对资本的依赖具有历史进步性。
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的体制模式是比金钱本位制更为优越的制度模式。在社会本位制下，市民社会能够与官僚特权相抗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给政府权力设定边界，要求政府与市民社会组织相互合作。社会本位制反对政府把整个社会管控起来，批评由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所造成的低效率。它也要求强化来之于社会底层的社会创新活力，倡导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