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不愿意做系统工程，总拿一个片断“对付”在那里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搞“廉洁年金”我肯定是反对的。新加坡、香港有这个制度，因为他们有严格的法制相配套。对于公务员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规定得非常清楚、有效。而且他们地方小，公务员少而精，财政上可以规划出这种安排。在我们这边，是“无限政府”的概念，最根本的，有一系列的前提没有到位。
比如，廉洁金从哪来？从财政出，说到底要先搞财政公开。无论设什么“金”，要得到社会的认受性，其前提必然是整个的财政体系、财政使用、公务员收入……公开透明。没有这个前提，后面那笔钱是怎么来的，没有办法说清楚。
其次，什么算“廉洁”？这就涉及到谁来查、怎么查。在目前权力与利益的复杂关系中，有一点寻租行为，拿了一点钱，也许是很普遍的事情。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可以说“没什么问题”？等到这个人退休了，只要他没被“揭露”出来，就算他廉洁了？在没有建设好高效廉洁的监察机构和监督队伍之前，“廉洁金”很容易演化为变相福利。
而且我担心，恐怕会“激励”出另外一种效果：我眼看着你50来岁了，还好好的，那我无论如何要把你“捅”下来。有几个人会完全查不出问题？会不会激发人心中黑暗的一面，导致恶性的社会竞争？
廉洁金设多少？这也是个技术问题，它终归是有限的，而人的贪欲是无限的。廉洁金的覆盖面有多大？比如大学老师，在招生等环节上如果使坏、收钱，那都是权力啊！你读不读博、要张三还是李四……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小学校长，都可以腐败，连村长的腐败也很厉害。这个涵盖面得多大，财政如何负担呢？
我们总是不愿意做一个系统工程，总拿一个片断“对付”在那里。如果避开体系上方的弊病不去解决，只在末端的环节用这种方法，我不否认动机也许是好的，但很难起到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