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
虽然兰德斯对2052年的世界发展并不乐观，但是他看好中国的发展，认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将是中国。主要理由不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增速降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中国宏观调控能力的信心。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短视已经无法做出保障长期利益的明智决策，而中国多年来实行的五年计划以及当年的绿色转型政策能够以系统性的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符合其长期目标的国家。毋庸置疑，中国将会崛起，但是我的态度可能比他要谨慎一些，我认为，在地球自然资本整体存在极限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依靠传统的“黑色增长”模式，而要实现“绿色崛起”就需要大幅度地加强有管控的经济增长。在这一方面，《2052》可以对中国绿色发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和启示。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自然极限。《增长的极限》和《2052》均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的同步上升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在逼近地球极限的时候就会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发展超过极限，但仍然拼命追求增长，结果导致无作为、自然性的崩溃；第二种是发展超过极限，但主动降低经济增长，回到极限内取得稳态发展；第三种模式是在逼近极限没有超过极限以前，就主动进行调整，然后平稳地在极限内发展。
第一种发展模式可以称为传统式的，第二种可以称为发达国家的绿色转型模式，第三种可以称为发展中国家可能实现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生态足迹仍然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因此我想，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好选择应该是第三种模式，而无论如何要谨防第一种模式。这就需要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应对。以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为例，按照兰德斯的预测，中国是很有可能超过人均10吨的排放水平的。如果真的走上这样的道路，那么中国就会成为不仅是总量意义上而且是人均意义上的世界排放最大国。我想，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更主动地努力以低于欧洲和日本人均10吨的排放水平来实现现代化，而不是更被动地走上美国那样人均排放20吨的道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模式。
二是极限内的增长需要系统变革。从《增长的极限》到《2052》，作者们都强调，增长超越了极限之后可以有三种态度和政策。第一种态度，是否认、掩盖或混淆经济增长出现极限信号，声称市场和技术会自然而然地解决问题，这样做从表面看上去是乐观的，但实质结果却是使人类生活的状况更加恶化。第二种态度，是认为可以通过技术或价格手段提高生态效率，缓减来自极限的压力，但是作者们认为这只是延缓了世界退化的时间，而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压力产生的根源。例如，随着技术效率的改进，虽然污水处理能力提高了，但是污水排放却在持续增多。
第三种才是极限范式所提倡的态度，即积极地承认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超过了生态极限，马上着手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背后的根源问题，进行系统的结构性调整。因此，无论是绿色转型模式还是跨越式发展模式，要在极限内稳态发展，仅仅靠技术改进和市场手段提高效率是不够的，而需要对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进行进一步的调控，从一味追求经济高增长转向一定经济增长下的福利即人类发展的提高。举例来说，我们对中国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的实证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的能源生产率和二氧化碳处理效率在过去几年有平均每年3~4%的提高，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每年高达10%，因此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仍然超过预期。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绿色发展需要超越技术与市场的视角，更多地转移到适当控制产能扩张和经济规模上来。
三是经济调整需要从被动转入主动。众所周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调。现在，许多人仍然期盼，在经济稳定以后，仍然可以并且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增长速率上升。但从经济增长存在自然极限的情况来看，这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良性调整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当前我国经济政策从过去30年平均每年10%的高增长调整到平均每年7-9%的中高性增长，就可以看到，对经济增长进行有控制的主动下调，不是短期的政策而应该是长期的战略，而这也是中国经济需要绿色转型的意义所在。
核心观点
同40年前《增长的极限》一样，《2052》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主动进行有管控的减少增长，或者说“繁荣地走向衰退”，而不是出现过冲状态后任其走向崩溃。这是“极限范式”所要表达的政策观点，也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
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联合国-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公私合作管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