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教授在同济大学的讲演
我的专业是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因此之故，最近南京译林出版社邀我给研究气候变化和未来趋势的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的最新报告《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中译本撰写书评。同时，我也邀请了作者、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乔根·兰德斯（Jorgen Landers）教授本人访问同济大学，介绍并讨论他的新书。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推选最近100年对世界发展有影响的思想性著作，《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增长的极限》与赫尔曼·E.戴利的《超越增长》也可说是百读不厌的经典。《增长的极限》首版于1972年，20年后，推出修订版《超越极限》，2004年，又推出了30年后的修订版。现在兰德斯这部《2052》，则可以看作是纪念《增长的极限》40周年的最新版。
兰德斯是过去40年三次参与撰写罗马俱乐部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他的这部《2052》是展望未来40年的世界和中国。因此，将现在这部书与40年前《增长的极限》做比较，看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是十分有趣的。特别是，兰德斯的新著将世界分成五个区域：美国，中国，除美国外的OECD其他国家（包括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BRISE（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十大新兴经济体），ROW（世界其他地区），他对这些区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有详细讨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内外都关注的事情，今天，我就想借此机会发表一些我个人对这两部相隔40年的报告的评价和看法。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主动进行有管控的减少增长
与二战以来一直主导世界发展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观相对立，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倡导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发展观。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观是“增长范式”，那么《增长的极限》所倡导的发展观就是“极限范式”。
可是，过去40年来，《增长的极限》一直被社会舆论看作是极端环境主义、未来悲观主义和地球末日主义的代表。我们同行里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断言《增长的极限》是提倡零增长和悲观主义的，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读过《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其实，《增长的极限》的第一作者多内拉·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恰恰是一个发展问题上的乐观派——她相信只要能够把足够多的正确信息传递到人们的手中，是可以逆转我们这个世界不可持续的发展状况的。事实上，从问世时间上来看，《增长的极限》比可持续发展概念早20年，可以说，它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将兰德斯的《2052》与40年前的《增长的极限》作比较，我最强烈的感觉是，这部报告坚持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极限范式”的思考方式和发展理念。《2052》再次雄辩地证明，“极限范式”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乐观主义，而是主动应对地球危机，积极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生活的现实主义。兰德斯在《2052》中划清了对“极限范式”的三个误解，进一步强调了转化发展范式的重要性。
第一大误解是把“极限范式”看作一种反对增长的范式。这涉及对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看法。主流的增长经济学一直反对把经济系统放在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我们翻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就会读到，经济系统中生产与消费之间价值流的循环是不需要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循环作为前提条件的。而《增长的极限》和《2052》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正是认为经济系统包含在自然系统之中，生态系统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表现为作为“源”的资源输入和作为“汇”的污染吸收。在一个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内，物质要有无限的指数性增长是不可能。因此，谈到增长的时候，就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增长——物质意义上的增长是有极限的，而非物质意义上的发展是没有极限的。例如，地球气候吸收二氧化碳排放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人们对发展质量的追求可以是无限的。我打个比方，就像你可以不再长个子，但可以继续增强体质，是一个道理。
第二个历史性的误解，是认为“极限范式”宣扬和倡导悲观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兰德斯在新著一开始就引用了一段话：“不，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此，我不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但我同样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意味着，我并不会相信一切都会出问题。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这是因为，没有希望，就绝不会有进步。希望，像生命一样重要。”由此我们可以读出他的态度。一般说来，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态度。抱持增长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派往往是乐观主义者，强调技术与市场的力量，认为地球自然资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进行替代，市场价格可以调控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因此经济系统可以通过消耗环境系统，无限地增长下去。极端环境主义者往往是悲观主义者，强调环境资本的不可替代性，认为技术和市场无法解决自然资本的绝对稀缺，因此从环境系统最大化的角度反对经济增长。而“极限范式”属于包容经济与环境两者的现实主义范式，它并不笼统地反对增长，而是要求增长应该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展开，发展中国家需要增长，而发达国家需要稳态。当物质消耗达到自然极限的时候就应该更多地从增长转向发展，因此有没有过冲是“极限范式”的关键概念。
第三个想当然的误解，是认为“极限范式”鼓吹世界必然走向崩溃。其实，“极限范式”一直在强调社会发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超越极限状态。一种是不加控制，超越极限，这样的结果就是崩溃。例如，尽管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提及了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的严重影响，但是直到1997年世界才签订《京都议定书》，而直到今天，有关低碳发展的政策仍然被抵制执行或者被打折扣地执行，这就是对于气候过冲问题的懈怠应对态度。另一种是有控制的或有管控的减少增长或下降（managed decline），也就是说，在过冲出现时主动减少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将更多地从关注人口增长和人均物质消耗增长，转向物质消耗稳定状态下的福利增长。同40年前《增长的极限》一样，《2052》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主动进行有管控的减少增长，或者说“繁荣地走向衰退”，而不是出现过冲状态后任其走向崩溃。这是“极限范式”所要表达的政策观点，也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