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2年7月，新一轮的赋权之后，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的首席代表们才逐渐进入角色，太原市发改委的核准权和审批权，才逐步下放到中心。到11月，又经过几轮的督促，才将所有的权限，诸如招投标、环境审查，逐步下放。
期间，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放下狠话，哪些局不让审批权力进来，有一个撤一个，有十个撤五双。作为推进措施，太原市市长耿彦波每月到中心一次，常务副市长每周到中心一次。
与此同时，太原市纪委监察局也进驻了政务服务中心。监察局副局长常继德说，去年共进行了五次检查，每次检查都能查出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首席代表们进来了，权力进不来。从去年到今年年初，常继德曾经把12个局长叫到办公室，一个一个谈话，各单位都努力陈情某项工作审批的复杂性，称无法进驻到政务服务中心，一签了事。“不是怕出事，实际是不想放权，这不仅是权力的调整，也是利益的调整，有签字权，就有利益。”常继德说。
已经养成习惯的审批低效率，一时难以扭转。去年，对于超过审批时限的部门，监察局共下达督办单40份，发黄牌警告20个。常继德回忆说，一个局，名义上在大厅办公，实则暗自在局里审批，一查处，原来审批权拿回去后，副处长和处长均受贿了。而今年1月份，又有一个局，利用审批处长调职的机会，悄悄把审批权拿回去了。
另一项重大的改革，则是涉及审批的专家论证会、联审会被要求在政务中心现场召开。为此，在政务大厅的二楼，专门开辟了几个大会议室。
经统计，首席代表可以直接审批的事项，已经占到52%。剩下的其难以决断的事项，批件不能拿回去，须马上上报，召集联审会议，局长或副局长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由政务中心派人记录，在24小时之内形成会议纪要。根据会议纪要，由首席代表签字审批。
首席代表的权力和作用由此凸显，私下里，被称为“二局长”。
太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树忠说，实际上，上头不给压力，改革目的不会轻易达到。在山西省，这项改革得到了省委书记袁纯清的高度关注，他给太原设定的目标是：2014年，建成全国一流的服务型政府。
政务大厅曾虚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于山西，有着特殊的意义。2012年，山西召开了世界首届晋商大会，以此为契机，山西谋求经济结构转型，展开了万亿大招商。但彼时山西的投资环境，被众多晋商所诟病。长期以来，山西单一的经济结构，养成了山西省各级政府重审批、轻服务的体制沉疴。
吃拿卡要的官僚作风，在山西颇为普遍。山西省政协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友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山西各部门，已经习惯了抓权不放。政务服务中心虽然早已成立，但长期沦为摆设。
政务服务中心也被称之为“政务超市”，即把各个政府部门对外审批集中到一块，进行一站式办理。这种模式肇始于浙江和广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被全国各省纷纷效仿。
2003年，太原市正式建起政务服务中心。那时，郑润林被调到这里，担任政务服务中心的主任。10年之后，在山西省，从地级市政府到县级政府，各级政务大厅纷纷成立。
物理式集中解决了门难进的问题，脸色态度好了一些，因为毕竟是公开透明的窗口，互相之间有比较。但物理式集中办公之后，政务服务中心应承担什么功能，定位依然模糊。“这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郑润林说。一些规定，在制定之初就互相打架，互相牵制。最为普遍的是互为前置条件，办一件事，甲部门让乙部门先盖章，乙部门让甲部门先盖章。各个委办局的办事流程虽然都实现了信息化，但往往只是部门内部的信息化，在部门与部门之间，还存在一堵看不见的墙。虽然同在一个大厅，但大家还会推来推去。
所以，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并不好办。即便是单个部门内部，涉及同一项目的审批，往往因人设事，审批流程被肢解分散在每个处室，人人都把握一个审批的环节，人人都拥有了签字的权力。被派驻到政务大厅的人，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其他的管不了。所以，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功能，成了“只挂号不看病”的收发室，逐渐变得可有可无了。
到了后期，因为政务大厅是个窗口，对公务人员的行为约束更严，起码不能随便脱岗。所以，官员们都不愿意来，就派驻一些居于闲职、甚至下属事业单位的人来值班，政务中心逐渐成了空架子。“你不给我权力，我没法儿干，也没事儿干。”郑润林说，一段时间，政务大厅成为被人嘲讽的对象，来办事儿的人很少，公务人员们常常扎堆聊天或者上网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