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傅苹提供给美国媒体的一张文革时期的照片，质疑者称她自己就是红卫兵。但傅苹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记不清了。前排右一为傅苹。 （资料图片）
革命时代的“坏女孩”
如果你在1978年的秋天恰好经过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就会看到这样一幕：20岁的中文系女孩傅苹身穿连衣裙，脚蹬高跟鞋，走在蓝色卡其布上衣密布的校园里，她就像个异类。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连衣裙和高跟鞋是前卫的标志，也是身份的象征。她是班里少有的从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的，父亲还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
“她很清高，不怎么跟我们说话。”当年的返城知青、大学室友查尔明回忆道。
在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傅苹却在上海姨妈的洋房里享受“娇贵”的青春。她的姨夫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会计师。父母对她也疼爱有加。1972年到了光华门中学念高中，入团，当班长，偶尔去学工学农，别人天天手捧红宝书，她可以看到西方名著。
8岁那年“文革”爆发，姨妈家也受到冲击，父母也很快就被发配到南京近郊的五七干校劳动。对于傅苹来说，这大概是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表姐余茝芳回忆，傅苹那么小还要照顾妹妹，由于不会洗清霉米，煮出的饭都是绿色的。
进入大学后的傅苹不仅外表前卫，思想也很大胆。一次联欢，傅苹演了个小品，一边念台词“敞开胸怀拥抱你”，一边做出这样的动作，台下笑成一团。同学刘步春记得，私下里大家议论了好一阵子，觉得她没有女孩子的矜持。
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年代，中国人鲜有接触到外部世界的机会，但凭着一位远方叔叔的关系，傅苹可以接触到大量西方电影。大学时代，她最迷的是那些充满叛逆、励志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例如《音乐之声》《生死恋》《简·爱》和《佐罗》。
西方文化的熏陶，很快让傅苹在文学上崭露头角。1978年第一学期过半的时候，傅苹和她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以伤痕文学为主的地下文学沙龙红枫社。她写的爱情小说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诵读。
解脱“文革”束缚之后的兴奋很快归于平静，红枫社运转了一年就解散了。绝大多数人选择继续苦读——1978年的大学录取率只有不到7%，每个小的过错都会影响日后的分配。
傅苹一度想这样服从命运的安排，经常早起背英文，但她称“很快发现看不到未来”，她曾为了获得好的分配申请入党，但被拒了，后来因为恶作剧地给偷吃米粉的同学下了泻药，她又遭到全系同学的排挤。
大概从大三开始，傅苹开始经常性地旷课，还夜不归宿，最常给的理由是生病了，但班主任倪均强有好几次在病假单上看到傅苹自己的笔迹。还有一次，她说她被绑架了。傅苹三番五次的撒谎，让倪均强忍无可忍。他决定向学校汇报。
1981年10月，大四上学期，江苏师院对傅苹做出行政记过的处分。这意味着，她非但没办法回南京，还可能被分配到边远乡村当老师。
她的母亲哭着找到傅苹姨夫的一位颇有能耐的好友陈斌（化名），陈的建议是出国，但必须先退学。“等分配之后再出国，会说你不服从国家分配，是叛国投敌。”陈斌说。
1982年3月16日，离毕业还有3个月，傅苹办理了退学手续，理由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恋爱失败导致的精神受挫。医院证明是她的好友秦陇（化名）托朋友弄的。但不知内情的倪均强此后为此内疚好一阵，觉得中断了一个年轻人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