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那些试图阻止这次会议可能发起的新一波改革的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83岁高龄的吴敬琏看来，他的改革思路在中共党内面临着比过去三十年几乎任何时候都要大的阻力，正是这个原因，才需要让经济改革始于政治改革。
然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领导集体已经走到了反面，提出了“七个不要讲”，包括不要讲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和司法独立。
公开提倡言论自由和法制的经济学家夏业良本月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解聘，校方给出的理由是教学成绩不合格。
而且习近平本人也提出了毛泽东式的口号和运动思想。他近期表示，要让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换句话说，对于吴敬琏的核心改革建议甚至不能公开谈论。这就大大缩减了11月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提出的改革范围。
劳福顿说，毫无疑问情况发生了倒退。他承认他已经难以将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公开发出的经济改革承诺与遍及中国的保守的政治活动划等号了。他说，这是说不通的。
对11月份会议的普遍预期是改革金融体系，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经济，并加快城市化。
这些可能很重要。但它们却远不及以前的几波让经济走上高速增长轨道的改革。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让中国农村发生了改变。他的下一波改革确立了现代金融体系，改革了税制。随后的改革让全国的存量住房实现了私有化，消除了贸易壁垒，实现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关停了数以千计的亏损国有企业，进而也使上千万的工人下岗。
而且，这些都算不上吴敬琏所说的必需的改革。
不过，吴敬琏依然对他的中国未来将克服困难的看法持乐观态度。他在这本书开篇与劳福顿的问答内容中说，有一个情况让他对重启改革抱有希望。他说，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新一代领导集体将会看到这些问题，如果不改革，他们将会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