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这里，这就跟很多人期待的，一定要用制度化的方式去推进它，让不敢说、不愿说的人必须去说，因为有制度在这。我们看这个制度，这次意见强调，“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每年应出席一次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其实是说部长们，你应该一年有一次吧。“新闻发言人或者相关负责人至少每季度要出席一次”吧。虽然我觉得每季度并不解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国务院各部委办局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每个月开一次，并且向未来每半个月开一次去挺进。但是请注意，刚一开始每季度是针对从来不开新闻发布会的，要用制度化去约束他们，这是下限。我想很多部门不能够只遵循国务院这个意见的下限吧？好了，你既然说一个季度开一回，我就一个季度开一回。我觉得还是事业要进步的，要去追求一个月一次，才更加靠谱。但是这个意见非常重要的值得赞一下的原因就是，这个制度化规定了，将使每一个新闻发言人，不管你多么不敢说，不愿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今后起码下限，你每季度得说一回了。
来，回头我们就看看这十年不容易走过来的道路。
解说：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仍然对他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的言行举止印象深刻。从2003年到2008年，王旭明做了五年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经历了100多场新闻发布会和上千次的记者采访。作为当时国内比较有个性的发言人之一，他在任时的表现获得过赞扬，也饱受过争论。例如“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满意论”、“媒体无知论”，这些言论经常把他由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面对着各种非议，王旭明仍然在不断的寻求发言人这个角色的创新，比如2007年，他在有关领导提议下，把新闻发布会现场搬到了田间地头，而除了最普通的新闻发布会外，他还组织新闻采访团到一线采访，举行新闻吹风会，做访谈节目，请网站直播新闻发布会。
王旭明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我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确确实实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有许多好的政策，但是这些好的政策实实在在地说，还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文件中，停留在会议里，停留在上下级的传达程序上面。真正要进入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我觉得可能还要有相当的一批人专门来做这个工作。
解说：把政府的政策切实的传播出去，把政府的声音及时的告知给公众，这是一个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最根本的职责。1982年3月26号，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70、80位中外记者就围着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进行了五分钟的发布，而这次被认为是新中国首次有新闻发言人主持的会议。一直到2003年，一场“非典”，使得政府信息的及时披露成了刻不容缓的需求，那一年也成了中国新闻发布工作的转折之年。
王国庆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原来我们很难，要请一个部委的负责同志来开发布会，打电话、去函，有的时候是求。但是“非典”完了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不是我们去求，有很多情况是回过来了，要求我们开发布会。
解说：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对外公布了62个部委，75名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迈上的新台阶。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同时，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率先进行新闻发言人定点、定时、自主发布新闻，在过去十年里，这个制度已经进入了很多部门的常态化运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