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对“伍豪事件”的叙述过程，大体上是客观的，问题出在作者的旁白上，这些旁白，就是想说明毛泽东是一个“深谙统御之术”、一贯耍权谋的人。比如书中的旁白称：毛泽东此刻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虽说不高兴，但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毛对“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态，使其“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这一大番话，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实际上，关于“伍豪事件”，毛泽东先后做过两次批示。1967年5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材料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特意在“存”下划了两道粗杠。这个“存”字，在当时的含义很清楚，就是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的意思。这和社会上的纠周批周之风是个鲜明的对照。至于把周恩来送的材料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这正好是5月17日江青送阅造反派找到的“伍豪事件”材料的范围，带有澄清的意味。这怎么能说是“故意不明确表态”呢？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把这两次批示联系起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周恩来是信任的。第二个批示，早已公布于众，《晚年周恩来》却没有提及。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
为了给毛泽东的所谓“权谋之术”添油加醋，作者不惜倒打一耙，颠倒是非。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请看：“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选择林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林彪在“文革”中发迹，并非偶然，除了他和毛的特殊历史渊源之外，更是其长期经营的结果。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就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检讨“大跃进”失误之时，他又趁机大讲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一贯英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泽东发动“文革”，林彪并非一身清白，而是起了推波助澜、趁火打劫的作用。在用人上，林彪更是乱中取利，力保亲信，排斥异己，用自己人来填补动乱造成的权力真空。林彪集团在“文革”中形成并迅速膨胀，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集团的动机已比较明显。连作者也承认林彪在九大时“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可见，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他们想利用其在组织上的优势，借设国家主席的幌子，操纵整个中央委员会，达到“清君侧”、逼毛泽东就范的目的。《晚年周恩来》却不顾自己在书中叙述过的事实，借林彪之口硬说：“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上的问题上欲擒故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
《晚年周恩来》在周恩来病逝问题上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总的指导思路是想证成毛泽东已厌弃周恩来，对身罹重病的周毫无顾惜之意，既拖延其治疗，又加大批其力度。该书还做出种种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会，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才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关于所谓毛泽东拖延周住院治疗的情况，该书作者早就撰文解释过。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1月4日《人民日报》，题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作者那时已承认，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周因忙于国事而延期住院治疗的情形。事实上，只要稍翻材料，我们亦可知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仍在进行繁密的政务活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只有周恩来亲自处理，其结果才更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此，我们只能有一个词来形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同一位作者对同一件事做了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的描述，孰真孰伪，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