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善平告诉记者，遇到重大事件或矛盾突出的群体事件，调解总会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举行听证会。
医疗、工商、交通事故等矛盾比较集中的领域，分别成立了6个调解中心，它们均为第三方组织，成员也基本都是民间人士。
陈善平说，如果遇到医疗纠纷，当事人可能会比较抵触卫生局介入，但是对第三方调解中心，就更容易接受。
调解员的报酬有的按月领固定工资，有的按调解成功的案例奖励，资金纳入市、镇两级财政。
枫桥镇的杨茂夫退休前曾担任过副镇长、乡党委书记，退休后一直做调解员。
他说，每个村十户推选一位信息员，每月有事没事，都要向村调委会报告社情民意。平时邻里之间的纠纷、小矛盾依靠信息员化解，“事情在萌芽时期，一次骂人，一次打人就介入”。
有些调解员已形成品牌，诸如“老杨”、“老朱”、“江大姐”等，他们在当地名声很大。
处理群体事件不派大批警察
当地意识到，民众法律意识增强，简单粗暴方式已不合时宜
今年3月，枫桥镇钟瑛村，一人骑摩托车将村里一男子撞伤致死，因为赔偿款谈不拢，死者家属组织几车人，准备去闹丧。村里平安专管员骆志军听闻后，遂通知镇派出所。
镇派出所副所长吴嘉军，带上调解员“老杨”，两个民警及村组干部到钟瑛村口，将他们拦下。经劝阻，当事人愿意坐下接受调解。
如果按照原来执法思路，可能会调集警力赶赴现场，而通过平安专管员、调解员，只有五六个人就化解了矛盾。
这是枫桥派出所开创的新模式：建立从派出所到群众家门口的联络线，全镇分为三个警务站，共12名民警，28个村建立警务点，由村内选举的平安专管员负责。
这些平安专管员装备带有定位功能的手机 ，每个人在哪，警务站均一目了然。平安专管员负责收集信息，上报辖区内的不安全因素，所上报的信息也列入考核。
当地政法部门意识到，民众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用法治思维，在法治的框架内，解决社会矛盾。
对调解员来说，调解不是没有原则的“和稀泥”，必须依法调解。
在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看来，应该让更多的社会管理经验，特别是群众自治的经验法律化、制度化，由经验上升为制度，从而形成公开持久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