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指出，由于过去各种要素和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集聚，导致了中国城镇规模体系两极分化突出，特大和超大城市规模膨胀，中小城市数量和规模下降，人均占有资源有限，公共服务能力低，基础设施落后，出现了萎缩的状态。
据悉，2000-2010年的十年内，中国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在不断的增加，这与其经济所占比重的情况很不配套。
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市辖区集中了全国51.2%的投资和56.3%的生产总值(GDP)，但却只容纳了29%的人口，人口份额与生产总值的份额相比高达1：1.94。2000年美国核心发达区域的上述份额比为1：1.21，英国大伦敦和大曼彻斯特为1：1.24。
社科院建议启动县、镇改市
为此，上述报告建议，国家应该尽快重新启动县改市，同时在全国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建制镇，逐步推行“镇改市”。
具体而言，对于距离地级市很近的县，可以改为区。而远离地级以及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可考虑改为市。至于东部发达地区一些镇域经济地区，可以稳妥开展镇改市，这些地方可以享受城市的建制和县级的管理权限。
为此，可以考虑中央财政设立国家小城镇建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各地小城镇建设实施奖励。
而特大城市应该提高综合承载能力，通过加快快速交通网络建设，特别是优先发展大容量轨道交通，将人口和产业向周边疏散，促使进城农民在特大城市郊区(县)和周边城镇居住。这样可以使得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以提高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人口吸纳能力。
不过，这种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提法，本身是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实际操作起来，存在很大的难度。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专家华强森指出，上海政府很难提出一个人口控制的规模数字，因为农民工要进城，上海政府是难以预测的。
“小城市农民工不是不愿意去，而是工作机会少。”华强森说。
魏后凯指出，应该实施多元、渐进的城镇化道路。实施多中心的网络开发战略。考虑到一些大城市人口承载力不够，未来通过启动县改市、镇改市，可以增加中小城市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