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民主权论——民主理想与现实困境
雅典民主湮灭以后，民主似乎已被人淡忘。但是，人民并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和抗争，在火热的现实斗争面前，思想家们没有停止对民主的思考。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逐步形成了人民主权理论。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时的意大利最著名的市民阶级政治思想家马西利乌斯，努力使政治思想摆脱神学束缚，最早提出人民权利问题。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锋芒直指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教会，其反暴君理论成为近代人民主权理论的先声。
人民主权理论的理论支柱包括主权论、契约论和权力合法论。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最先提出“主权”概念及主权至上论，随后得到格劳修斯、霍布斯等人的响应，但他们的主权论都是强调“主权在君”。荷兰的斯宾诺莎开始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过渡，他认为人民在订立契约时对国家只让渡了部分权利。法国的洛克从“议会主权”论入手，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最终，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将人民主权论定格。他认为人民的个人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国家由人民订立契约而形成，国家主权必须体现人民的“公意”，即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反映社会共同体中人们的公共利益。
但是，“公意”如何得到体现呢？卢梭所设想的实现方式，或者说他心目中最好的民主政体，是雅典城邦那样的直接民主制。但是，卢梭所设想的小国寡民、以道德保证为条件的直接民主，在现实中很难做到。所以，他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说道，真正的民主制（即直接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因此，虽然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特别是对于“公意”的重视，彰显了民主理想，但其对人民参与政治和国家管理的设想或主张，缺乏操作性。
4.代议制民主——民主的异化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把“民主”的调门唱得很高，并且试图以此改造、控制世界。实际上，以代议制和“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定型之前，在西方国家，民主一直受到质疑和批判，他们所宣扬的“代议制”、“三权分立”，与民主的本质已相去甚远。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只不过是西方民主理论的另类。
当资产阶级登上西方世界政治舞台的时候，欧洲特别是西欧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态已经比较稳定了，资产阶级最初打出旗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而其主流思想还是将民主看作坏东西。但与此同时，人民大众对民主的要求却日益高涨。如19世纪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大革命，以及在意大利、奥地利等地相继爆发民众革命。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已无法阻挡，为了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号，但在“民主”前加了一些限定修饰词，如“代议民主”、“精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程序民主”等等，并刻意忽略民主的本质属性。正如王绍光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所说的：“当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一旦有产者和他们的代言人开始拥抱民主时，民主的本质没人谈了，大家谈的都是带修饰词的民主，而且修饰词比‘民主’来得更重要。”（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3页）这样，此“民主”已非彼“民主”，民主走样了，异化了。
十八世纪以前，从未有人把“代表”与“民主”连在一起，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首先使用了“代议民主”这个词，从此“民主”一词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即政府的正当性可以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实现，而不必体现在民众直接管理。熊彼特把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民主”完成了“人民的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民意的表达仅在于选出人来作主。在过去几十年里，经过熊彼特改造的民主定义被西方主流及受其影响的非西方知识精英奉为圭臬。正如卢梭批判英国代议制所说的：“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121页）在“民主”变成“选主”以后，在几个世纪内，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其注意力都集中在投票权的扩展上，一直到全面实现普选，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血与火的斗争。是否实行普选也成为衡量是不是民主政府的唯一标准。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样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国内是这样，在其中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