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女婿挖角战
在中国近年来众多大蓝筹和红筹股的上市过程中，融资额动辄数百亿美元，众多国际投行趋之若鹜——而在他们的背后，则闪现着不少中国官员子女或女婿、媳妇的身影。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这些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甚至女婿媳妇，从而成为各大投行高薪挖角的对象。目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上市的幕后军师姚允仁（Michael Yao）。姚乃“金家驸马”——第一任特区首长董建华家族的姻亲。香港投行界的知情人士透露，姚允仁在投资银行界中已打滚23年，对投资银行业务相当熟悉。阿里巴巴纵然迟迟未有正式委任上市保荐人，但仍能够不动声色地继续推进上市计划，全因获此猛人加盟坐镇，设有阿里巴巴机构融资部。
阿里巴巴与姚曾任职的洛希尔一直甚有渊源，早在2007年，阿里巴巴将其B2B业务来港上市时，已聘请洛希尔作为其财务顾问。而姚允仁也适逢于2006至2012年间，在洛希尔担任董事总经理兼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故不排除当年已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相识。
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其上千亿的资本盛宴中，不少投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不乏高层的后代。比如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前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
在唐晓宁与摩根大通的案例中，它随后拿到了光大集团的一些重要业务，并且负责经办了中铁股份逾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交易。对选择摩根大通，光大集团解释，一是认可其作为一家国际知名投行的专业能力；二是考虑到其具有深厚的商业银行经营背景，有助于光大银行提炼投资价值和业务亮点。
“这个解释不能讲没道理，以摩根大通在投行中的实力和影响力，即使没有唐双宁之子，光大或许也会首选它。”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邓聿文分析称，但光大的解释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让人们相信，其在选择摩根时，唐双宁之子未对其父的决策产生影响。
流传在香港投行界的一个段子非常具备说服力。有些国际投行在招“官后代”时，常用的一个面试问题就是：请直接写下你认识或者可以联系到的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界的要人名单。如果写下的名单够长或者够重量级，基本上都可以当场录用。
而在随后的投行生涯中，这些官后代各显神通。2003年7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称“中电投”)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下称“中电国际”)邀请了花旗集团、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美林公司、瑞银等多家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竞标其IPO的发行顾问，德意志银行和美林公司最终中标。
美林成为中电国际赴港上市的最大赢家，不仅是交易的保荐人，担任牵头行和主承销商，同时也是中电国际的账户管理人。投行部董事总经理李振智（George Li）是美林拿下中电国际大单的重要功臣。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他身世显赫，进入美林之时，李振智只是一个新手，在投资银行界不到一年时间。
除了国际投行，中国大投行里亦是官后代云集。中金自不用赘述，中银国际1998年之后，很快成为央行银监会领导的“托儿所”。名气稍逊的建银国际，其中以地位稍低的省部级副省级领导人子女居多，近几年积极介入各地政府融资平台业务。
“这种利用隐权力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残余的消极文化造成的。”更多投行界人士看重的是，制度才是根本，制度能够让投行变成鬼，也能够让鬼变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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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国，因为中央企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央企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的任命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被委任者除了源于基层由下至上层层提拔外，更有一部分人是从政府直接向央企输送，也即跨界高管。那么，他们究竟要经过怎样的力练，才能步步登顶？行政化任命到底有何弊端？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一现象？所谓的“公开招聘”为何进展缓慢？本专题将逐一为您解答。
(一)最大牌“一把手”：多为副部级
事实上，广义的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包括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从经济作用上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如军工、电信；提供垄断性产品的，如石油；提供竞争性产品的，如一般工业、建筑、贸易。二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企业，属于金融行业。三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或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属于烟草、铁路客货运、港口、机场、广播、电视等行业。
那么，这些央企“一把手”的人事权是怎样的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在国资委网站列出的115家央企名录中，前54家企业“一把手”(指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及总经理)多为“副部级”。他们一般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国资委协助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