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意经”
7年前，有个未经证实的段子流传在中国的投行界。一天中金公司的一高管对朋友抱怨称，好多高官把子女往投行部塞，有些级别太低，他们根本不要。“前两天我把东部一个副省长的公子给拒了。”
国际投行们非常清楚，做中国的生意，“人际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逐渐开始适应中国的“圈子”文化。这种关系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关官员行贿外，也有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子女、亲戚暗度陈仓。一些官员的子女有海外留学背景，以及国内丰富的人脉关系，成为外资投行聘用的首要人选。
这些国际投行在中国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的背后，有着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他们重金聘请的中国的官后代，为其冲锋陷阵，权力规则成为制胜的重要法宝。唐晓宁和张曦曦（音译），不过是这些官后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
路透社在8月18日援引中国业内人士的话称，国际投行在中国雇佣官员子女“已经有20多年历史”。在2001年之前，外资投行在中国的办事处已经有56个，目前该数字不断增加。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如何才能精准地拿下中国的超级客户呢？
“摩根大通不过刚好撞到了枪口上，比他们更过分的国际投行多的是。”香港一位投行高管透露，美国司法部门和SEC正在判断银行此种雇佣行为是否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但对摩根大通来说，接受机构调查并不意味着公司存在任何不当之处。
熟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律师常博表示，如果认定摩根大通违反该法律，美国政府部门需拿出证据来论证该行在雇佣“官后代”时有受贿的意图，为赢得业务而对海外官员产生了不当的影响。一旦被调查企业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同行业均有类似行为发生，美国证监会就会对同类型、同行业的并且与公司采取相同模式或是相同代理商的公司进行调查。
耐人寻味的是，在该事件曝光之前，还没有一家银行（包括摩根大通）、一位银行家因为此类事件，而被指控存在不当行为，所谓的“官后代”、身居高位的“联系人”及完成IPO的企业，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指控。
近些年，随着国际投行竞相角逐中国区业务，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行选择雇佣有政府背景的官员子女或亲属担任要职。这些官员子女依靠父辈们积累的人脉资源，帮助外资投行获取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的承销项目，外资投行借此通道，迅速打开中国区市场的大门。
在摩根、瑞银、美林、花旗等国际投行承揽的中国国企赴美、赴港上市的项目中，任职于各大投行的中国区高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是官员的子女，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
案例俯拾皆是。美林曾是中国工商银行IPO的五个承销商团成员之一，该公司在2004年聘用冯绍东（Wilson Feng）在其中国办公室的投行业务部工作。WSJ（华尔街日报）报道称，Feng当时主要参与工行IPO这单业务。美林同样也聘用了Margaret Ren （任克英）。Ren从去年年底开始担任美林中国区董事长，此前她供职于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银行和贝尔斯登公司。2003年，Ren在花旗银行工作期间，花旗承接了中国人寿保险35亿美元的IPO。
这种关系不仅仅出现在美国的银行，澳大利亚投行麦格理集团在中国企业IPO的繁荣期也承接了不少“大单”，同时该集团也雇佣了不少高官子女。前铁道部部长的女婿Raymond Sun便是在2005年被聘，如今是麦格理资本的中国区副董事长。
迪罗基公司（Dealogic）的数据显示，在他的任期内，麦格理成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H股上市发行的三大保荐人之一，该笔融资规模达到57亿美元。此外，麦格理也是中国南车H股上市的保荐人之一。
瑞士信贷和花旗银行，也都大量雇佣了留美的中国人，他们均有显赫的家世。比如曾经就职于瑞士信贷的胡知鸷，就是典型的官三代，在瑞士信贷先后出任过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部主席。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陈小欣，也是出生豪门，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