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纪法庭”试验
随着反腐行动逐渐深入，社会在关注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员中腐败分子的同时，也在反思纪检监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问题。
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双规”是当下反腐败斗争所需要的，是为了适应目前中国严峻的反腐形势而创造的一种的反腐战术。
但不可否认的是，纪委的权力也需要限制。“比如湖南株洲纪委原书记曾锦春，他权力太大后，所有官员又必须去巴结纪委书记。”李永忠说。
实际上，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威集中体现在查办案件中，因而，如何规范办案程序以及对其自身权力进行监督亦是题中之意。
2001年，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纪委、监察局，在经过了反复的调研并取得了上级审理部门的支持后，开始摸索打破以往的案件闭门审理模式，试行公开审理。开创了党纪案件“公开审理”模式，使纪委办案的“封闭过程”开始有了透明度。
此外，当时还有上海市试行“申诉案件听证制度”，以及河北省石家庄市试行“公开审理”的模式。
2003年8月，在全国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刘峰岩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继续做好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公开审理、申诉听证等项试点工作的同时，及时总结试点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
2005年4月5日，全国31个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的审理室主任、分管领导云集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政府大楼的会议室，观摩了一场真实党纪案件的公开审理。
据媒体公开报道，当时这场观摩是在“全国纪检监察案件审理业务培训班暨工作年会”期间，作为业务培训的一项内容进行的，要求“不定调子”“不带框子”。
2005年5月底，中央纪委办公厅下发“中央纪委关于完善查办案件协调机制，进一步改进和规范‘两规’措施的意见”。其后不久，全国纪检监察案件检查业务培训班在北戴河开班。
在开班典礼上，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张惠新强调，要“严格依纪依法办案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正确运用政策，不得超越纪律和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重要事项的决定要按规定权限和程序报批”。
李永忠任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副主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中心组织了多次党内讨论，中心是“两规”的功效、缺陷以及如何修正等。
据媒体报道：截至2006年，全国有超过20个省已推行党纪案件公审试点，仅浙江省探索出来的公审模式就包括“会审式”“助辩式”“申辩式”“听证式”等六种。
至今，浙江省台州党政纪案件公开审理制已走过十几年时间年。从2006年7月至2011年，台州市宜公开审理的5285个案件中，已公开审理5020件，参加审理的党员、群众、党外人士逾7万人次。
一位不愿具名的纪委系统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在现行的规定下，受种种因素限制，被调查人、受处分人在查办案件中表达自己意见，特别是申辩意见的机会、渠道、措施往往还存在很大不足。公开审理的方式恰恰为党员搭建了申辩的平台。
上述纪委人士也表达了遗憾：截至目前，党纪案件公开审理还只是局限于市县一级试点，还没见省级纪委公开审理过党纪案件。
2013年9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联系了曾推动“党纪案件公开审理”的时任杭州市下城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钟毅，朱表示，“已经不在那个岗位，不便发表意见”。
法制化过渡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同样，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报告中也指出，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健全事关反腐倡廉工作全局的重要法规，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
中纪委去年印发了《关于使用“两规”措施的规定》。该规定与其他相关条例一起，为纪检监察部门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建议，“两规”应当与法治接轨，在司法制度成熟之后，可以暂停使用这项过渡性的措施。
李永忠赞同“两规”的实用性同时也提出建议，对于“两规”措施，第一要用，第二要少用，第三要慎用，最后达到不用。“以10年为期，把全国的‘两规’总量每年减少10%。纪委由办案机关逐步上升为监督机关，转向依靠制度反腐、法治反腐。”
实际上，近些年的纪委文件中关于“两规”的法治因素逐渐在增多。例如2005年中纪委“7号文”明确规定，“双规”中要保障调查对象的权利，包括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
而去年中央纪委印发的《中央纪委关于使用“两规”措施的规定》，更是强化了“两规”的法治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