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城市活力恢复
1990年的浦东开发，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开发浦东，学界的讨论其实早在80年代就开始了，市领导也一以贯之地研究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研究积累，1990年邓小平同志把浦东开发开放这个问题又提起来时，上海就能快速“出发”，并在原定大思路的基础上，把开放开发的“大计”往前推进。
“浦东大开放给上海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产业结构。建国初期上海的产业中心在轻工业，缝纫机、自行车、纺织业都有成名已久的品牌。”巫景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浦东的半导体、高科技、大飞机产业，都源于上个世纪的浦东大开发。”
产业中心的转移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当时从全国范围来看，不少国企的盈利能力开始下降，负担越来越重。老一辈上海人大多数经历过集体下岗的年代：纺织女工进入航空公司成为空嫂，曾经是上海滩的大新闻。相对于少数幸运者而言，更多的工人进入到超市等普通服务性行业。
群体的阵痛，增加了城市前进的动力。建国后实行的户籍制度使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活力减弱，然而，浦东开放打破了这一僵局。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人民的上海，也是从此时开始上海话渐渐没落。
“从外地，乃至外国而来的各种人才涌入上海，再次对上海的本土文化造成冲击。”巫景飞说。
在市民生活中，上海各区县曾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城市的西面是上只角、东门是下只角的印象深入人心。闸北区，由于当时建筑比较破落，居住人口的教育水平较低，一直被认为是上海的棚户区。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被很多老上海人念叨了多年。但浦东开放打破了这一格局。如今，浦东的中心地区已成为上海富豪的聚集地，浦西的区县等级化也渐渐模糊。
在熊月之眼中，“浦东开放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成就，与浦西联动是无法分割的。”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金融中心向浦东转移，但是上海的文化中心依旧在浦西。
“打破原有区县等级的应该是房地产开发。”熊月之说：“房地产业的发展，打散原本固化的文化，经济地位决定新的社区，这如同西方的社区发展过程。”
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表示，原本浦东开放的规划更为宏大，浦东下属的各功能区设置，如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功能区等，都是为了浦东建市准备的区县雏形。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原计划出现了一定的修改。“此次自贸区建立是浦东的又一个契机：十里洋场将从南京路、外滩，‘漂’到自贸区。”
上海的下一个二十年
如果说浦东开放奠基了上海此前二十年的产业格局，那上海未来二三十年的决定权已交给了自贸区。
“自贸区的重点在于钱的进出。方便和安全、低税收，这些可能使得资金向自贸区倾斜。虽然很难计算流入流出的平衡性，但是‘钱流’必将带来一系列新的商机。现在的问题是钱进入国内困难，流出去更困难。”巫景飞说。
按照目前的有关规定，每人每年只能换取5万美元的额度，如果需要换100万美元则需要找20个人。“这非常不方便，对资金流出造成瓶颈。”
同时，政府持有大量美元，也承担着较高的风险。巫景飞解释，这是由于政府持有大量美元资产，而美元国际价格又频繁波动。所以，将货币持有结构，交给老百姓和企业自己配置，政府持有外汇储备风险会相应减小。
本刊记者获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共六大分类19个子项，其中提出，将放开教育服务业和娱乐服务业，这必将对上海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
目前国内民办的学历教育虽然存在，但申请困难，限制条款繁复。
职业培训，也由教委管理，注册要求极高：对教学场地的大小，教师的数量，教师职称配比都有着明确规定。因此，目前很多培训机构无法开培训发票，只能开咨询或其他种类发票，因为经营范围里没有培训这一项目。
所以，业内人士认为，教育服务的开放，将使人才本土化培育能力更强。
自贸区的建设，将怎样改变上海的城市生态，也是富有争议的话题。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在微博中以“上海是个经济动物城市”为标签，陆续讨论了他对上海城市发展的看法。
诸大建认为，用定量的可国际比对的证据评估上海过去十多年的城市发展，有一万个证据证明上海的经济地位在上升，却没有证据证明上海的可居住性有同样程度的进步。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排名已在世界前十几位，但是上海建设宜居城市、生态城市的水平只在世界一百位左右。
要从经济动物城市成为宜人世界城市，“上海就不能老讲四个中心的建设指标，而是要有可持续性城市四面体的经济、社会、环境、参与指标。更贴近生活的做法是伦敦规划宜居城市的四个方面，即城市的可就业性、可居住性、可旅游性、可出行性。 ”
而上海自贸区的推进，能多大程度确定上海城市的发展目标与定位呢？这是上海城市发展史的又一个新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