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开放的租界时代：“华洋混处”
城市的每一次开放都将迎来新兴事物，对原本自有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冲击，最后融合成这个城市的新文化和新秩序。
在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经历的每一次开放都属于被动开放或被迫开放，那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国际的概念，也是在完全没准备的情况下开放。“我有一个总结，这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多种错综复杂因素造成的一种开放格局。”熊月之说。
中国的开放从五口通商开始。起初境况是“华洋分处”：租界租给洋人，每年需收取相当费用。划定地区内只允许外国人在此居住和经商，中国人不可居住，这在实际上形成一个有限的贸易区。熊月之说，“这个地区处于现在外滩附近，靠近河南路，地方不大，只有800多亩地。”
1853年小刀会起义改变了当时的状况。小刀会起义打了18个月后，占领上海县城。期间难民不断涌入租界，使原本只有2000多人的租界迅速膨胀。十几万人进入租界，造成其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市区，“华洋混处”就此出现。
租界随之设立警察局等等一系列的管理机构，形成了“国中之国”。“华洋混处”造成西方文化毫无遮挡地在中国人面前展示。熊月之认为，如果上海租界一直为“分处”，其对整个城市的影响不会如此重大，但“华洋混处”造成租界膨胀，影响深远，使上海成为独具一格的近代城市。
上世纪30年代，租界已完全成为上海城市重心，从城市面积而言，至少占有十分之九。由于“华洋混处”，租界呈现出四大效应：
首先是示范效应。在上海租界的洋人，并不仅仅把它作为临时的居住地，而是作为家园经营。包括哈同、沙勋等近代有名的资本家，均把上海当作自己长久的家。他们把一切认为好的东西都带来上海，使得上海物质文明发展与西方大城市同步，如电灯、电话、自来水、汽车等被同步引进。熊月之说，“一切其认为改善自身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都被最快地引入上海。”
与传教士居高临下的推广不同，“洋人们”自用的设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上海人也更容易接受。上海人对外国文化的认同深入到思想深处，正是因为其具有示范效应。
其次是缝隙效应。彼时的上海存在三个政权：中国人政权，法租界政权和公共租界政权，形成一城三制。法规不同，执法者不同，甚至用的电压、道路宽度也不同。英租界公共行文用英文，法租界用法文，中国人用中文。
差异导致不同租界间形成落差。一种行为在华界犯法，到公共租界却合法。这样的缝隙，使得很多外地有识之士聚集上海。比如，于右任、章太炎、蔡元培等便长期居住于租界；同时也有在外地犯法的人跑到租界躲避惩责。
那个时候，在租界可以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熊月之说，共产党也是利用租界的缝隙效应成长壮大。中共“一大”会址在法租界的边缘，与现在不同，那时此地为郊区，旁边即是农村；“二大”会址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叉处。
再者是孤岛效应。近代上海在战争发生时，一直保持中立。“中立使上海变得更安全。”
近代中国战争不断，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安全形势下，便能吸引更多的人和资金进入。许多在外地为官为商的显贵，都选择在上海买房养老。严复是福建人，在天津做官，却长期在上海安家，房子买在上海，钱也存在上海。
那时所有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总部都设在上海，中国自己的银行大多数总部也在上海。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无力控制的金融中心，一些在外地当官的贪官污吏也把钱存到上海，政府无法追责。
“这种情况造成上海有钱人多，有闲人多，有才人多。每次发生战争，上海都经历一次新的膨胀，有钱人和廉价劳动力不断地涌入，使得其持续壮大。上海开埠时人口不满20万，至1949年已经有500多万人口。”
最后是集散效应。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也来自全世界各地，他们与各处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商贸往来。上海本身是个缺乏资源的城市，贸易成为主要的经济支柱，人们从福建运来木材，从山东运来大豆，再卖到全世界。
这四个效应使得西方文化毫无遮拦，也未经过滤地展示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且当时的中国政府无法管理。熊月之认为，“这就是被动开放造成的结果。也是与主动开放的区别，主动开放下，政府具有控制力和过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