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尊严”团队也确立了3个工作方向：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生前预嘱”，建立“生前预嘱”如何能在生命尽头帮助实现个人意愿；使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需要被认识和维护；促使建立“生前预嘱”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变成事实。
不过也有人问罗点点，临终放弃过度抢救是尊严，那不放弃就不是尊严了吗？
罗点点并不贬低任何选择，只要做出了选择，并得到尊重，这就是尊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网站叫“选择与尊严”。罗点点说：“如果您不想放弃，非常好。如果你想要放弃，你也非常棒。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的。没有人能够在道德和伦理的高度来责备任何一种选择。只要你真的想清楚了，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你的医生、朋友、甚至整个社会帮助你实现这些愿望，这就是无上的尊严。不要过度抢救，放弃生命支撑系统，针对的是现有的不容分说治疗到底的医疗模式。”
罗点点也明白，无论是“生前预嘱”、“尊严死”，还是极端的安乐死，都不会解决人生来对于死亡的恐惧、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人类永恒的伦理困境也不会因为这个小小的办法而得到解决。
有一位曾多年在“两会”上呼吁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医学前辈，也是“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发起人之一，非常支持“尊严死”的主张。但是，在她丈夫重病陷入不可逆转的昏迷时，她不愿意放弃治疗，宁愿天天去ICU病房照顾他，和他说说话，不管他是否听见看见。
罗点点很能理解这位前辈。这位前辈的丈夫并没有留下自己的“生前预嘱”，所以她也不能擅自替他做选择。
“‘生前预嘱’只是为人们提供了寻求尊严愿望的一种表达方式，仅此而已。”罗点点说，“至于到底什么是尊严，什么是生的尊严，什么是死的尊严，我想这个世界上和历史中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像‘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情’的问题一样，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最大的困难是生死观
最能理解罗点点“尊严死”这个理念的，还是临床一线的医生。虽然他们也提出质疑，认为推广“尊严死”在临床上会有非常巨大的困难，但他们第一时间就能理解“尊严死”是什么，如果做好了，能够带来什么。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示范病房的朱鸣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病人进医院后一般都没法为自己做决定，而只能由家属决定。但因为国人忌讳谈论死亡，家属很少能够知道病人的想法。他们即使明白抢救没意义，但往往出于感情、孝心或迫于舆论压力，而选择不计代价的抢救，最后可能人财两空。如果病人生前填写了生前预嘱，医生和家属明白病人的想法，做决策就会少很多纠结。
但是，现实中知道生前预嘱的人并不多，会填写的人就更少。为了宣传生前预嘱，包括朱鸣雷在内，老年示范病房的8个医生和16名护士在2011年都亲自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填写了“我的五个愿望”。不过，他们不好主动跟病人提生前预嘱，因为病人很可能会误解医生是在暗示他的病情不乐观。
而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多年来在临床中秉持着“减轻痛苦、适当地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三原则，对“尊严死”也很赞同。在他看来，推广“尊严死”最大的困难是中国人生死观的问题。中国人对死亡的传统心态是恐惧，因此连谈论死亡话题都要尽力回避。
“选择与尊严”网站曾就城市居民对“生前预嘱”及有关理念的认知情况进行过问卷调查。他们发现，愿意谈论死亡的人不到一半，有10.7%的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谈论死亡。但是医务人员和信仰佛教的人，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积极，愿意谈论死亡的人都超过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