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那之后，罗点点一直“心惊肉跳”，“替别人决定生死”这件事情太大了。她还是不能确定，她做的是否真的符合婆婆的意愿，生命和死亡是那么深不可测，怎么知道选择是正确的。
直到家人在整理婆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婆婆夹在日记本里的一个字条。上面清楚地写着她对自己生命尽头时不过度抢救的要求。她还说，把这些问题的决定权托付给学医的点点。罗点点瞬间感到释然，但她依然有后怕，假如没发现纸条，或发现纸条上写着另外的意思。
这时候，又传来了巴金去世的消息。
从1999年病重入院，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巴金先是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罗点点在《我的死亡谁做主》里提过，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是巨大病痛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还不只一次无奈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
2005年10月17日下午，101岁的巴金心跳变慢，医生判定已经进入弥留。这次，巴金的家属坚决要求放弃抢救，并最终得到了中央部门的同意。医生们没做电击、除颤，也没有心内注射。
罗点点依然心存疑问，有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从容一点，郑重一点，像样一点呢？
“我的五个愿望”
直到从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Five Wishes)的文件。自从婆婆和巴金的去世，让罗点点自认窥见生死大义以来，她所有的疑问也因为这份叫做“五个愿望”的生前预嘱有了答案。
1976年，美国加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atural Death Act)，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延长临终过程，自然死亡。各州也相继制定同类法律，以保障患者的医疗自主权。“生前预嘱”(Living Will)作为这项法律的配套文件。
因为通俗易懂，“五个愿望”成为在美国使用最广的生前预嘱文本。它用一种非常好的问答方式为填写人提供5大方向的选择：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不必懂得多艰深的法律词汇和医疗词汇，只要在每个问题上打勾或打叉就可以。
它还为填写人提供体贴入微的选择。如是否希望捐赠器官，是否希望“尽可能有人陪伴”、“在所有时间里身体保持洁净无气味”、“床保持干爽洁净”、“有喜欢的图片挂在接近床的地方”、“有喜欢音乐陪伴”等。
“五个愿望”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原有谈论死亡的内容和方式。实现对自己履行最后的责任，不仅让他们对死亡不再那么恐惧，让最后的日子不再那么沉重，甚至能改变他们对生命的看法。
2009年，“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了第一个中国大陆居民可以使用的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网站成立后，罗点点不仅从各个国家地区取经，她还专门咨询过医疗、法律、心理、伦理界的专业人士，坚信在中国大陆使用一份生前预嘱，不仅不违反现有法律，某种程度上还能够使尊严死的理念落地。
“我的五个愿望”正是脱胎于美国的“五个愿望”，为了更符合中国的文化心理和法律环境，罗点点在很多专家的指导下做了一些修改。
比如第五个愿望“我希望谁来帮助我”，美国的建议是朋友、神职人员、志愿者或律师，而不建议可能有利益关系的亲人等。而中国人看重家庭人伦，医院在做救治决策时，只认可家人亲属的签字，所以中国版建议的是配偶或直系亲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