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缺乏“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所以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反正是个挺好玩的事。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也安排了一间房。
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还要做些宣传。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青年人，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整天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有一个哥伦比亚姑娘，挺热情，她用西班牙语写了一个大字报。我能看懂个大意，是批评友谊宾馆，认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宾馆办得跟资本主义的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了。
后来，这种状态逐渐就变了，特别是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我们的队部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国际间谍”
1967年，北大附中就开始分配了。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陆续走了，有的参军了，有的下乡了。
我觉得待在家里没意思，就通过“红星”联系了北京第二机床厂去劳动锻炼。那回，外国孩子去了一批，可能有十几个。我们不是分配工作，是去“与工农相结合”。当时挺苦的，尤其是上大夜班。
在那待了有一两个月，我独自一人又找到光华木材厂，到那里去锻炼了。我爸爸出事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干活呢。
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派性闹得挺厉害，一派是北外红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团。他们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学校领导的评价。红旗这派认为其中两个领导是坏人，保其他三个；而造反团相反，保那两个，要打倒这三个。我父母都属于红旗那一派的。当时，这两派还发生了武斗。北外武斗不像清华北大那么激烈，不过也打死了一个老师。
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东院去办事，被北外造反团抓了起来，说是“国际间谍”。他在那儿待了三五个月，后来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工厂里了，工厂通知我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可以走了。
回到家后，我跟我妈就开始去闹。尤其是我爸工资停发以后，我妈觉得，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就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停发他的工资呀，谁证实他是特务了？又没审又没判的。后来，我父亲的工资就接着发了。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团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黑五类”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泛称），被发配到海淀农机厂去了，上面还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看管好了。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后来给我们另外安排工作，换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不再说我们是“特务子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