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告诉记者，现在每年都搞大型晚会，刚开始觉得还挺精彩的，但时间一长，就觉得不是那么新鲜了，也很难做出亮点。“有些地方，到了某个节日还会开好几个不同的晚会。比如新年，某个市的市政府开一个，政协又开一个。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好多个晚会，有的热门人选赶来赶去赶场子，差点都忙不过来，但表演的节目却总是差不多的。一些重要的节日，比如新年或者国庆节，全国人民都在看央视，其实有这么一台大型的晚会也就够了。其他地区、其他单位根据自己的特色，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不一定要花多少钱，但是更活泼一点，也许效果会更好。”
在秦怡看来，晚会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文艺享受。“如果节目本身确实精彩，从题材到表演都很好，那舞台背景是否豪华真的不太重要。看着别人有了，自己也一定要有，而且要比别人的更豪华、更好，这样的心态下，必然会费钱，而且容易忽略艺术本身的价值。”
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也表示：“我们有时候在跟风攀比，其实，拼命投钱也未必就能将晚会办好。因为创作者的心态只是炫耀，而不是从文化角度出发。”
一位资深媒体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这次下发的“节俭令”“非常好，非常得人心”。群众对这种豪华的晚会早就审美疲劳，对于花费巨资举办晚会也早就感到荒唐，甚至很愤怒。“一台晚会到一些单位、地方去，请一帮明星，一花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大笔一挥，把这些人民的财富给了明星。”他认为，明星固然也有过奋斗和付出，但付出和所得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衡，身价虚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教育业的年平均工资不到4.8万元;在北京，2011年社区医生的平均年薪也只有4.2万元。与普通百姓相比，明星的收入显然高得离谱，与其对社会的贡献不成正比。
他还指出，“节俭令”能否落实下去，将是这项政策面临的重大考验。“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管理比较松懈，管理者应该有担当，在其位谋其政。”他表示，花费重金豪华办晚会，是长期以来众所周知的事情。媒体常常报道地方卫视为博取收视率比拼花钱，但有关部门却一直没有介入管理。
在他看来，遏制目前的这些豪华晚会，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文化档次。实际上，很多豪华晚会总体上“品位不高”，既没有传播知识，也没有传播正能量。“晚会闭幕，观众在台下回想，什么收获都没有，没有获得审美的享受，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任何指导。像这样的晚会，企业、政府浪费了金钱，观众浪费了时间，社会浪费了资源。”这些晚会上，也很少见到真正能代表中国文艺最高水平的艺术家、歌唱家，“缺少文化趣味，没有素质的演出最终会培养一批没有素质的观众，这对文化事业是个讽刺。”
他表示，杜绝这种虚假的文化繁荣，才能让我们的文化事业更加朝气蓬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晚上回到家中拿起电视遥控器，一个台一个台地看下去，最后失望地发现，唯一愿意看下去的是《动物世界》这类纪录片。最后，只好转而再到网上看电影、看美剧。与此同时，电影、电视剧制片商又把大量精力和金钱用在重拍名著，拍穿越剧、戏说剧、抗日雷人剧上。这是对民族文化、对下一代教育的破坏，我们应当警醒!”
钱花到该花的地方，社会才能更稳定
与文艺界的铺张浪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中国还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在豪华晚会光鲜艳丽的表象下，老少边穷地区群众的贫困生活，往往被掩盖了。
在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根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适应扶贫开发转入新阶段的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国家新的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的年底预计是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的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