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纪霖的微博有25万粉丝，自我介绍写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他发了三千多条微博，“最大的诱惑是即刻的影响力，你会看多少转发、多少粉丝，多少人赞同你的观点，这是人性的弱点。”他说，微博会让人自大，“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真的以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于是越来越自信，其实社会已经很多元化了。”
他尝试着在微博上贴博客的链接，或者干脆贴长微博，但发现，“不管怎么链，多数人只看那140字。”他觉得，是这个时代需要共鸣，需要释放感，不需要论证和解释，“人们对说理已经变得非常不耐烦，他们总是问，你的立场是什么？摆出来！然后交锋……”
他对这种“陷阱”保持着警惕，“要用微博，不要为微博所用。”他总记得王元化先生的警告：一个人要善于养气，不要在情绪上头开始写作，不然一定要后悔。“当然，人是有性情的，但你要自省。”
不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事实上，网民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不好的观感，正是从他们骂人、约架、“知行不一、鼓吹自由主义却不实践自由主义”开始的。如今知识人都会讲，公共言说与私人品行应该分开看，欧几里德定理的正确与否和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听起来没错，但这只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来看，人是容不得这般分割的，“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说他作为选民时是一种人格，作为画家，另是一种人格，身为丈夫，又是一种人格——凡此，乃失真悖实之论。”（以赛亚 伯林《辉煌的十年》）公平地说，公私分开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可是，倘若发言者期望以文字影响社会、推动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尽量做到“统一”会更让人信服。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贵族气，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士大夫和他们是更有心灵感应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近代史学者杨国强说。“古代讲‘十农工商’，和农、工、商不同，士不是职业，他们共同的精神世界是儒学，所以真正能代表天下人讲话，在这个意义上，士是中国最早的‘公知’。而儒学不是一种客体，不可能对象化，你必须一边学一边知，知行合一，君子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近代以后，由讲善恶变成讲新旧，价值多元，再无知行合一的标准。”
早在微博出现之前，青年学者唐小兵就在《“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里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意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时，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人，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680万人。
“真理被民主化了，”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里宣布。这本书描述的是20世纪的西方历史，但听上去就像是为现在的中国量身定做，“所有号称真理的说法在批判式言论文化的审视下都是平等的。甚至最有权势的群体的说法和自我理解都要与社会最下层的人及目不识丁者同样进行评判。”
比唐小兵更年轻的一位80后学人说，一种思潮想要传播，不能靠几句口号式的常识，而要和人们的生活形成更加丰富的结合方式，“比如谈论政府权力界限，你可以从社区自治谈起，从一个个故事谈起，这样你的话说出来是有肉感的，才能让人深切体会到。而微博这140字，把可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