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做主，你会选什么人上船？几十个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要挑身强力壮的，好几个人说，要挑选基因最优秀的，只有一个同学说，各种各样的人，我都要挑一点。又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这个船？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
这是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他说，如果左拉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奥本海默则是“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向“特殊”（specific）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在看到核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后，他转而领导原子能顾问委员会（GAC）反对制造氢弹。
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技术与科学突飞猛进，知识越来越细分，已经很难再出现传统的、普遍的、超越的学者，而奥本海默正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权力关系之中，却可以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他已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权威的学者”。
福柯通过研究和译作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正是在1990年代，此时，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知识界已经开始分化。“众声喧哗是好事，”福柯著作的一位译者说，“把福柯、德里达介绍到中国，是希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思想资源。当然，他们的后现代理论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但这并不构成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在启蒙之上开出的花。”
1993年后，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报刊开始崛起，媒体对评论、分析类文章的需求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必再为自己的作品费力寻找发表园地。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里，依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便有了可能，这也降低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依赖，使他们较以往更敢于自由言说。
在一篇结合个人经历的述评文章中，学者秋风提供了一种政经格局的分析：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借助市场化的“政治正确性”，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兴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而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也借这股东风登堂入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众舆论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为关心的话题。
如果对那段时间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代际的考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茅于轼、吴敬琏、江平、袁伟时等少数几人，大多数学者都出生于1950年-1960年这个区间，比如：朱学勤（1952）、秦晖（1953）、许纪霖（1957）、郑也夫（1950）、贺卫方（1960），汪丁丁（1953），展江（1957）等等。这一代学者属于1980年代“再造”的一代知识分子，接续的是建国后中断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从大学、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不同，他们大都在“文革”中耽搁了正常学业，当过知青、工人、军人等等，而他们却利用各种机会读书、自学——如陈嘉映（出生于1952年）在《我们这一代》中所言：
“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养精神的时代。”
朱苏力（出生于1955年）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也有类似描述，他总结说：“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做了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