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一文最早发表于2003年，这一年，伴随着“胡温新政”，公共舆论迎来了新气象，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即为明例，也大约是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感受到“观念的力量”——有一批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并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刘易斯 科塞说，知识分子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源头，但与中世纪领域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
次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封面报道，评选标准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从一百多年前的“德雷福斯”，到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再到整整20年前的“人文精神”——所有这些，不论好与坏，都应该构成人们今天再次谈论“公知”（如今它听起来就像另一个星球的词）的大背景。
《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榜单里有郎咸平的名字，这应该与他当年炮轰MBO，特别是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有关。现在看来，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为他“影响中国”的转折点：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迅速上升到如何评价改革的讨论。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2005年时有一个判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
而在前述述评文章里，秋风有类似的分析——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那些为市场辩护的“精英”、“专家”先是在民间失掉了他们的光环——不要说光环，这两个“头衔”后来在互联网上遭遇板砖无数，成了嘲讽人的词语，而后又被当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一届政府边缘化——在政府腾转挪移之间，经济自由主义，连带着政治自由主义成了买单者。
此后几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国进民退，大国崛起，自由主义节节败退，国家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一位学者感慨，2008年以后许多原本批评政府的同行，纷纷转向，为“中国模式”唱起赞歌。这固然是体制内资源的吸纳，但又何尝没有知识分子主动献身于国族意识的激情。一战后，班达（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反思（并预言）了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中国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印证着他的判断——一位媒体人，秉持“一点点推后新闻红线”的理想，自以为谨慎地推着，忽然发现红线已在身后，稀里糊涂成了异端——而公权力借用的，正是那些向异端投掷石块的狂热民众。
在群体狂热情绪仍大有市场的今天，萨义德的这段话显得不合时宜又振聋发聩：“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的灵魂。”
受巨大的“失望感”驱使，美国思想史学者马克 里拉（Mark lilla）完成了《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叙拉古的诱惑”这一亘古命题。叙拉古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2300多年前，柏拉图不顾友人劝阻，三度扬帆前往叙拉古，试图以哲学改造暴君戴奥尼素父子，让他们致力于正义，结果却遭到软禁和流放。“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纪一样古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马克 里拉写道，在20世纪，“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马克 里拉严厉地批评这些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过是待在书斋里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
如果把1993年看作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发言的开始，那么这20年他们面对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人文刊物、市场化周报、市场化日报、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许纪霖在19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热衷于给报纸写评论，尝试着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他说，媒体写作的一个诱惑力是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朋友读到了会立刻反馈，写一篇学术文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的。”但相应的问题则是碎片化、缺乏积累，写到后来“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他记得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他，都会严厉地提醒他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于是他重回书斋，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