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四天的五场座谈会上，话题涉及农业、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业生产质量、库存、外贸、利用外资等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在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反复讲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怎么结合，要说清楚。
杨启先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详细回顾了改革以来各个时期对改革目标的不同提法，认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础。
吴敬琏也赞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泽民、朱镕基介绍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的过程。座谈会期间吴敬琏恰巧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在中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著作，这本完成于两年前的书难以面世，最后更名《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并且罕见地由三个社领导签字共同承担风险，才最终出版。
与会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教育背景差异大，具体观点不尽相同。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
一些人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
深谙现代经济学的周小川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他在发言中还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陈东琪、刘国光等人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减轻国有企业包袱；加强股份制改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而是涉及计划、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产权清晰，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重点谈了企业改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必须进行改革。
张卓元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总体上要坚持渐进改革，但分领域、分地区应当加快。
郭树清在发言中说，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在1991年的11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曾口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周小川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既能衔接又能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并强调这是一种原则上不同于传统体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新的理论框架。”
江泽民后来也曾回忆说：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终成正果
1991年12月25日，存在69年的苏联解体，此时距离最后一次座谈会仅有11天。国内“反和平演变”的呼声高涨，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更加严峻。
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专列南下，先后在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邓小平时代》这样评论道。
在南行的第一站武汉，邓小平就对当地领导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离开的时候他又说，“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
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抵达上海不久，江泽民打来电话给他拜年。次日，在中央春节团拜会上，江泽民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先后批准下发了20多个刊登邓小平谈话的文件。
4月21日，江泽民收到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一封信。此前，江泽民要求国家体改委对下一步改革提出建议。陈锦华召开广东、山东等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与会者都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建议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陈锦华还在给江泽民的信中附了基辛格给他写的一封信。这位与中国友好的美国政治家认为，当今时代变革“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4月30日，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
4月底的一个晚上，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徐匡迪应邀来到中南海。这位曾系统研究过国内外经济学理论的院士市长后来回忆说：江泽民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徐匡迪有点不敢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没有人这么说过。
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已经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列举了当时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三个提法：第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这个讲话非常敏感。因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内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在一个对措辞的微小变化都十分敏感的文化中，这个新术语不啻一颗意识形态炸弹。
据周瑞金介绍，江泽民讲话前曾征求邓小平意见，邓小平担心新提法会导致党内分裂。不过，中央党校讲话后，江泽民来到邓小平住地汇报，邓小平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他说，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
四个月后，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目标模式确定后，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在玉泉山上，文件起草组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完成了一万五六千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细致安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停滞四年的改革重新启动，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进程。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的市场化进程也在加速。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除了极少数几个小国外，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经济市场化。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市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上比喻说，“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
1993年以来，由于加速推进市场改革，中国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整整2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一直以超过10%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升至第二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总体上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没有错过“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