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苏东剧变的原因
1991年12月6日，座谈会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此时距离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闭幕刚刚一周，会议决定次年四季度在北京举行中共十四大。
江泽民事先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主持词：我们一定要牢牢扣住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经济没有搞得很好？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西方怎么样？有的差，有的还不差，为什么后来都不行？
确实，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繁荣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却陷于危机。
1989年下半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垮台在波兰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个月，民主德国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十个小时。唯一幸存的苏联也因为“八一九事件”而摇摇欲坠，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苏共已经解散。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认为，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议，对中央工作也坦率地提出意见。
这位71岁的经济学家当时已罹患绝症，是从医院病房直接来参加座谈会的。蒋一苇说话非常真诚，富有说服力，感动了与会者。一个月后，这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就溘然去世。
吴敬琏、王慧炯等认为，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国家体改委宏观体制司司长傅丰祥列举了许多财政经济数字，说明苏联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
来自外交部的专家都很熟悉苏东的实际情况，剖析了问题的根源。崔琦说，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根子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蒋本良认为，苏共长期没有从革命党、国际党的定位转出来，是其崩溃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江泽民在罗马尼亚实习期间，认识了中国驻罗使馆的蒋本良。当时在外交部欧亚司工作的李景贤记得很清楚，座谈会期间江泽民向他打听蒋本良，并让蒋本良也来参加座谈会。
李景贤回忆说，江泽民要求每个人发言不能少于半个小时，而且只能谈自己的观点，不谈部门的观点。曾在苏联、俄罗斯工作30多年的李景贤发现，江泽民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关注。1991年、1999年李景贤先后陪同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访华，江泽民每次都向对方询问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是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这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江春泽认为，苏联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
在郭树清看来，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难以持久，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周小川对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他认为，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必须要靠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
苏东的政治问题自然引起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蒋一苇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沈晋福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但是现在感到提经济改革，内容比较丰富，说政治改革，文件中话很少。这位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可能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对后排的记录人员说，我的发言不要记录。江泽民说，没关系，我们是内部讨论。同时他也回应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当然要不断发展。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在1988年出版《东欧经济学概论》，还获得全国图书奖。可是1990年在“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被作为禁书停止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陈东琪以“熟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专家身份，全程参加了系列座谈会。他认为，对于诸多问题江泽民已有自己的看法。
在陈东琪的一篇文章里，记录了江泽民的一段插话：“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门时不知道，可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开，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之欲出
周小川后来评论说，江泽民“为11次座谈会设计了非常清晰的逻辑路线”。在厘清资本主义现状和苏东失败的原因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入怎样吸取关于资本主义和苏东体制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和改革方向。从12月10日开始，座谈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二战”结束后，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经济市场化。尤其是1980年以来，市场化在全世界迅猛扩展。
自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中国同样走在经济市场化的道路上，市场化因素不断增加，计划经济体制渐趋式微。
但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总是难以坚持明确、清晰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在目标体制的选择上争论不休，几经反复。“八九风波”使得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据上风。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选用“市场取向的改革”这一提法。即使这样，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方仍然步步紧逼，追问“姓社姓资”，并将“市场化改革”打上了姓“资”的标签。
1991年夏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让几位经济学家为其起草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徐雪寒支持这篇文章，并写信建议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文章草成，即遇到苏联“八一九事件”。结果文章发表之议搁浅，文章的执笔者还受到指责。
8月下旬，一家权威的理论刊物发表文章说： “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不过，第二天该报发表的文章里仍然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