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键问题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国内围绕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也极为激烈，如何推进改革开放仍是一个问题。
当时朱镕基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作为过去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老同事，吴敬琏向他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主流媒体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见。朱镕基说，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现在有人要批判。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
多年以后，郭树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经过十年的顺利推进，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1988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双重体制并存导致经济秩序陷入严重混乱，1989年又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中国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需要认真总结、反思，明确新的目标。”
1991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毅夫接到周小川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将于中南海举行的座谈会。
当时43岁的周小川是中国银行副行长，他的父亲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在20世纪80年代，周小川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许多经济课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曾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周小川告诉林毅夫，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好发言准备：第一，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表现出了勃勃生机？第二，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何出现了前苏联东欧的变局，丢失了社会主义政权？第三，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三个问题都是江泽民直接提出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外交部等部门的20余位学者陆续接到了通知。他们意识到，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心、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判断，自从列宁在1916年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以来，“垂死论”已经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1989年，有党内元老在和新任一位政治局常委谈话时还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政策，让一些人士更加起劲地鼓吹“垂死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何方曾撰文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的一些论断已经过时。1990年3月，在邓力群主持的关于帝国主义论的座谈会上，何方受到了批判和指责。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后，北京一家大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重申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所处的时代。假如坚持“垂死论”，那么世界就仍然处于列宁所断言的“革命与战争”时代，对抗和战争不可避免，中国的建设难以安心进行，改革开放更无从谈起。
“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大门关上”
1991年10月中旬，正是秋风落叶时节，来自不同部门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走进中南海，其中经济学家有十多位。
史料披露，对于座谈会的参加者，江泽民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说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名－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够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
主持会议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他说，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首先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江泽民提出，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限于当时的环境，学者们准备的书面发言都比较谨慎。但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与会者开始放下思想包袱，脱离发言稿。
座谈会没有直接碰触理论问题，而是以数字和事实讨论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刘国光和吴敬琏指出，在1890年－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划一条线，“二战”前波动很剧烈，“二战”结束后比较稳定。1950年－1990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约4%，比1870年－1949年高出约2个百分点。
深受列宁思想影响的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富裕发达，是建立在掠夺落后国家资源的基础上的。可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甄炳禧分析道，战后世界经济超出预料的发展趋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日益减少，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郭树清在发言中指出，战后西方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洋葱型”，收入分配则从“倒金字塔型”转变为“倒宝塔型”。富人比从前多了，但是特别富的人少了；物质性、金融性资本的影响削弱了，劳动力资本，特别是高级专业人员的劳动力资本的地位大大上升。
35岁的郭树清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此前六年，还在读研究生的郭树清就曾上书国务院总理，提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的建议。
大量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仍然有生命力。
一些与会者认为，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西方国家总结吸取了历史教训，对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做出了调整，充分发挥了市场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制度挑战、加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慧炯被江泽民称为“老班长”——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年长1岁的王慧炯是大学四年级时的班长。这位由科技转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指出，新技术的应用使发达国家的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租金”，改变了资本收益与工资开支的比例关系，促进了世界一体的市场形成。
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显然不能闭关锁国。时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江春泽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
江春泽是与会者中唯一的女性，一年前她曾整理了一篇材料《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到后十分欣赏，特意加印20份在领导层传阅。
国家体改委的经济学家杨启先谈到西方发展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必须解决好稳定与竞争的关系，按照客观要求及时调整有关改革和措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
当时宣传上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让有识之士深感不安。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吸收FDI的国际环境持续恶化，1990年，中国吸收的FDI出现了负增长，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与会学者指出，要认真对待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连续两天的会议上，江泽民频频记录，不断插话、提问，并围绕所提问题开展讨论。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倪立羽是与会者中年龄最长者，在他发言后，江泽民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直接寄给我。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讨论式、互动式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张卓元的记忆里，“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