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规划不可轻视，工程的设计也非常重要。1985年1月，李鹏同志在全国设计工作和表彰优秀设计会议上指出：“我们所说的效益，应该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一个工程项目能不能取得这三个效益，决定因素是设计”，“如果设计出了毛病，特别是出了大毛病，很难在施工的过程中加以改变，因为施工是按照设计的蓝图来进行的。如果设计本身的效益就是不好的，投产以后，也很难得到好的效益。如果要改变设计，那就要大动干戈，花很大的代价，已经施工的工程就得返工，要增加投资，延误工期”。
“八五”后期，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每年就有一万多亿元的基本建设在建工程。为了保证这些工程的质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1994年11月，李鹏同志强调：“工程建设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勘察、设计，勘察设计是先行。一个设计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程建设的好坏，甚至决定了工程投产以后的经济效益以及它的各个方面。如果设计不好，要在施工中再来解决，那是很困难的；如果把一个不好的建设项目留给生产单位，再进行技术改造，那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说设计是工程的灵魂，勘察设计是工程的先行，这是千真万确的。”
四、产业发展要激发企业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激发企业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历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李鹏同志通过多重角度，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
首先，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讲，要改变吃“大锅饭”的现象，引入竞争机制。他主张在基建等领域，实行项目包干经济责任制。1984年12月，李鹏同志提出打破“大锅饭”的三条措施：“基建的投资实行有偿贷款制；基建工程要实行招标制，由分配任务改成招标，看哪一个单位的投资省、质量好、速度快、造价低，就选哪一个单位来承包；还有一条就是实行各级的经济责任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其次，就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讲，就是要简政放权。1984年12月，他指出：“要把电搞上去，根本出路也是改革，就是要简政放权，要使得电业系统基层各发电厂、供电局以及基本建设、设计、科研和修造企业等单位都有更大的活力，电业职工都有更高的积极性。”
第三，国家要有相应的政策安排。由于我国经济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应出台相关的政策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从而加速产业发展。比如关于办电的问题，李鹏同志指出：“要大中小一起上，中央和地方、内资和外资一起搞，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电力部门要实行让利政策，把更多的好处给地方、企业的自备电厂，乡镇企业和个人办的电厂，以这种优惠的扶持政策调动他们办电的积极性。”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煤炭工业。李鹏同志认为， “‘八五’时期，煤炭供应有了这样大的改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了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乡镇煤矿有了迅速发展”，“‘九五’时期和下世纪头10年，发展煤炭工业还要继续坚持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