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越大越难查
贪官们反侦查能力强、人脉关系广，级别越高，查办的阻力相对也就越大，尤其是大案要案。
潘潇是广州花都原区委书记，他的落马创了一项“纪录”——该案是广州检察机关查办的首位现任区委书记职务犯罪案件。
资料显示，该案还牵涉到花都区新华街道办原主任郑国威等5位正处级干部，社会影响大，而且案情也非常复杂。
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办案检察官介绍，潘潇不仅长期担任区委书记等领导职务，而且是广州市人大代表和花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长期从事立法与监督工作，工作经验和法律知识丰富，反侦查能力极强，其受贿手段绝大部分不是直接权钱交易，而是利用特定关系人采取多种新型受贿形式，存在着大量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法律定性问题。2011年办理潘潇案时，检察官连续在办案地点奋战了三个多月。
对吴志强的侦查，属于另一种目前比较受推崇的类型——异地侦查。办案机关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吴志强是由广州的办案人员到佛山，将人带回来侦查，所以方方面面的压力少很多。
据介绍，现在从最高检到省检察院，都在提倡异地办案，因为确实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阻力、博弈。
这位知情人士特别提到，上级往往非常关心大案要案的查办，因此侦查方向不能出错，否则案子可能出现僵持局面。“对于大案要案来说，前期工作要非常细致，不能走漏风声。”
“打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就像打一场阵地战。大案出来后，因为它不是只涉及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官员好比是利益集团内部，而外部是行贿人。侦查的每一步都要计划好，一旦失误了，就会出现相互通气、支援的情况。”一旦侦查失误、透露了侦查方向，对方得到风声，就“跑路”了。“以前这些人还靠死撑，但现在这招不灵了，就开始往外逃。特别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般会通过关系办一些外籍护照。这对我们是个难题。”
据介绍，广州市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在其涉案亲戚被办案机关控制后便闻风而逃，至今没有归案。
贪官的多面性
“涉及经济犯罪的人，你说他人品很差，也不见得……一方面他为国家、社会付出了很多，另一方面，私下里也有阴暗、脆弱的一面。”
“马必友的案子，是我带领我们科办理的第一个大案，他原来是广州市市政园林局的党委书记。”在与马必友接触的过程中，检察官切实感受到了这位曾经的战士对国家的热爱。
根据介绍，马必友二十六七岁便在部队当了炮兵团的团长，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约30岁就已升任炮兵师副师长，多次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审讯他过程，也像是一场艰苦的战斗——马必友20多年的军旅生涯，使其具备顽强的精神意志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另外，他的受贿行为大部分也并不是直接的权钱交易。
因此，刚开始面对侦查人员时，马必友的对抗意识强烈、心理防线牢固，一口否认曾介绍过工程并受贿。同时，他的同案犯——其亲属李道兰、李道贵——也坚称马必友对共同受贿完全不知情。
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检察官根据马必友的心理特点，“量身”定制的讯问方案起到了作用。
当时是2009年，国庆60周年的阅兵刚刚结束。在审讯室里，检察官把阅兵仪式播放给马必友看。
“他看完后，情绪一下子就激动起来，可能是想到了自己也曾身为军人，哭了出来……”检察官记得很清楚，马必友前后共哭了两次，这是第一次。另外一次是送马必友进看守所。进去前，检察官跟马必友聊了一会。当时，马必友回忆了自己光荣的过往，同时对未来感到彷徨，历史与现实的落差，令他潸然泪下。
“涉及经济犯罪的人，你说他人品很差，也不见得，其实这种人也是一种矛盾的人生：一方面他为国家、社会付出了很多，另一方面，私下里也有阴暗、脆弱的一面。人都是有AB面的。”检察官事后也有感叹。
谈到贪官们的“共性”，一位办案人员介绍，除了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外，还可以从这些人身上看出思想蜕变的轨迹。
“他们早期都是属于奋斗型的人，能坐上领导位置的，肯定都是优秀人才，他们付出过、努力过，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辛酸，才有高人一等的位置。但是到这个位置以后，思想确确实实是放松了，特别是‘一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