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辛逸还提到，朱镕基对身边工作人员，包括副市长，要求也很严格。“90年代初，家用电器等产品供应还比较紧缺。企业以产品试用名义送领导、送机关。他首先要求各位副市长，有‘试用产品’的都要一一登记，办理清退。”朱镕基的学生赵平也谈道：“我下企业调研，企业也热情招待，我告诉他们，老师有规定，我是不可以吃的。”
1989年8月1日，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书记。随后，他在市纪委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了一段话：“对党风问题，我在来上海之前，体会不太深。中央机关干部，素质相对好些，直接接触钱物少些，最多是到地方出差，人家请请客，很大的贪污受贿也不大会发生。到地方后，接触大量群众来信和一些实际问题，确实感到党风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感到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不然的话，群众对你没有信心，在关键时候讲话没人听。”1991年1月，他再次到市纪委讲话：“党内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在腐蚀我们党，讲情面，拉关系，‘与其种刺，不如种花’。40多岁的人想着怎样上去，能为自己说好话的人多一些好；50多岁的人考虑自己要下来了，何必得罪人呢，为自己谋一个后路……我们被这种庸俗的作风耽误了。”
有人问朱镕基，如此严厉地要求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朱镕基答：“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郑辛逸说：“镕基同志的从严治政，对上海的党风廉政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主政上海期间，局级以上干部（含局级）没有出现重大腐败案件。
“我们下岗职工对他没有怨气”
从1987年底到1991年4月，朱镕基在上海工作约3年半。离开上海到国务院任职后，朱镕基也没有公开总结过他主政上海的心得感悟。但是，从他1988年10月与日本记者的对话中，可以窥见一二。
“市长感到最苦恼的是什么？”
“我感到最苦恼的是上海不是粮、棉、煤产地，原材料都得靠外地，现在计划没保证，市场没形成，一些工厂由于缺少能源、原材料而经常停产。因此，我们要大力深化企业改革……不要没有原材料就找市长，而是去找市场。”
“市长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
“市民经常给我来信，反映他们住房困难、上下班等车要花两三个小时。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没搞好，社会服务也没搞好，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我又无力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感到最遗憾的。”
“市长感到最生气的是什么？”
“我对有的政府干部吃吃喝喝，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工作不热心，办事效率低，感到最生气，有时还要发脾气。”
2013年8月，一位在朱镕基主导全国国企改革时被“优化组合”、“下岗分流”的女职工，在上海书城看到《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这段对话，沉默良久，给本刊记者打来电话：“我们这一代人，承受了改革开放的许多阵痛，包括朱镕基改革的阵痛。我想，评价一个政治家，不是看从他的改革里获得利益的人怎么说，而是看被他的改革损害了利益的人怎么说。现在，我们这批人已经年近花甲，但至少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我们下岗职工对朱镕基没有怨气，反而有敬意。因为我们晓得，他是真正想为国家和老百姓办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