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局长反映比较怕我……一个局长，人家也是个不小的官，几十岁了，你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确实使人家以后不愿给你提不同意见了，这样就堵塞了言路，不利于党的工作。”
“去年我检查说，我在发扬民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听取不同意见方面还做得不够。今天检查起来，恐怕我这个毛病自上次检查以来没有改好……我的气量也太小，刚才力平（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力平）同志给我提了意见，我一下子把你打回去了……刚才我给经权（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同志提出他缺乏自我批评，实际上我也缺乏自我批评，这要引起我的警惕。”
“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
“先生是在上海非常困难的时期去工作的。”朱镕基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赵平回忆道。1987年底，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副书记。他到上海工作的第一天，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去听市财政局的汇报。“当时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是看财政收入。1987年上海的财政收入与几年前相比不增反降，经济形势堪忧。”
面对上海的实际困难，朱镕基开出的药方是“大进大出”，要求上海放眼世界，大量吸引外资进来，生产的产品也要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
但当时，上海的投资环境并不好。1988年4月，朱镕基当选市长后，多次痛陈上海的硬环境：“现在上海的脏、乱、差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在路上走，到处是垃圾。”“城隍庙是国际知名的……现在连珠海的九洲城和经济特区的好多集市都比不上……人在下面吃东西，上面晾着尿布，这样外国人怎么能去？”“园林景点里的厕所，这是谁出钱啊？有钱没有？厕所都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更大的问题是软环境，各部门都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1988年7月，在市长办公会议上，朱镕基讲了一件自己“走后门”替外国人买票的事。“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了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他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
一张飞机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个项目了。据统计，当时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项目审批得盖126个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朱镕基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凡是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都由这“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解决。1988年6月，朱镕基对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斯洛茵详细介绍了“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情况：“如果你们到上海来投资，要找伙伴，找陆国贤先生（上海市外经委副主任），你们一进门就到他那里去。投资伙伴找到了，谈判快成功了，要批项目的时候，你们找吴祥明先生，他是上海市计委副主任。当你们的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要征地、建设，要用公用设施、水、电、煤气等，你们找叶伯初先生，他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你们的项目投产了，如果不能正常生产，又缺电、又缺原材料等，找明志澄先生，他是上海市经委的副主任。”
“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大大提高了上海市引进外资的工作效率，缓解了上海缺钱的困难，外商形象地把朱镕基称作“朱一敲”。
“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外资进来了，还要解决上海产品的质量问题。赵平回忆，1988年10月28日，联邦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格里希应朱镕基之邀，一个月里查看了17家上海企业。“格里希发现了很多问题，都是同样的性质：玻璃厂的窗户玻璃都是破的；车间里的工人们把零件扔来扔去；活塞厂生产的摩托车活塞，上面的毛刺可以用来刮脸……先生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让格里希给1200多名厂长开大会，谈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