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分析了产品质量下降的原因。“市技术监督局检查产品质量，12种葡萄酒没有一种合格，没有严格执行检验制度嘛。另外就是财贸系统拿回扣，把那些假冒伪劣产品都弄进来……我们生产的煤饼大多是不合格的，对这个我就奇怪透了。上海连火箭也生产出来了，人造地球卫星也生产出来了，合格的煤饼却做不出来，这真是笑话！不认真到这个程度了……这样的产品质量怎么开拓国际市场？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对质量问题，朱镕基主张严惩。1989年7月，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部分职工给朱镕基写信，反映在“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中，某些处室领导明知启动马达、发动机等产品质量不过关，但为了片面追求指标，暗示厂领导以咨询之名向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送礼，使鉴定得以通过。朱镕基愤怒批示：“请陆吉安同志（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处，此风决不可长。如属实，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他还亲自在批语后注释：“‘杀’是严厉的行政处分，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
朱镕基布置给赵平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研究》。“当时导致产品质量差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我进行初步研究后，产生了畏难情绪，向先生汇报，希望换个题。先生对我说：‘产品质量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正因为它很难，才需要有人去研究。你一定要做好，否则，不仅砸了你的牌子，也砸了我的牌子。’”
“我们得人心，就是抓了‘菜篮子’”
除了经济形势上的困难，朱镕基履新上海时，还面临一个艰巨的难题：经济问题加剧了1200多万市民的生活困境。吃饭，物价上涨；出行，交通堵塞；住房，拥挤不堪。衣食住行4件事，3件市民都有怨气，整个城市士气不振。再加上1988年春天，上海暴发甲型肝炎，近30万人感染。市传染病医院里，连停车棚和浴室都躺满了病人。病情稍轻的拎着折叠钢丝床挤在病房外，都不是等床位，而是“等空隙”。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忡忡的朱镕基发出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焦急感慨。
“甲肝危机”考验了新市长的执政能力。到了夏天，甲肝流行势头终于过去，全市没有死一个人。如果说4月的“竞选演说”让800多名人大代表对新市长有了信心，那么战胜甲肝让1200多万市民对新市长有了信心。一名曾感染过甲肝的纺织工人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市长有两下子。”
朱镕基把突破口放在“菜篮子”上。他分析，交通堵塞、住房紧张都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欠账，是爆炸性问题；修路、盖房难度太大，都不是一年两年能办好的，但“菜篮子”是老百姓天天够得着、看得见的。“说来说去，只有副食品工作多少具有一定的基础，有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善。这件事关系到千家万户，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办好了，就可以振奋上海的士气，让市民看到市政府还能干点实事，其他的事情才比较好办。”
1988年6月，朱镕基在和复旦大学师生座谈时，详细阐述了搞好“菜篮子”的一系列思路。“我们要把所有菜场统统开起来，让农民进城，小贩也可以进菜场，让国营菜场、集体菜场有个竞争的对手。另外，要鼓励他们去搞食品加工，把储存、保鲜搞好……我们还要调整食品结构，1斤猪肉要5斤饲料粮，1斤鸡鸭只要2斤饲料粮就够了。鸡鸭靠郊区完全能自给自足，而猪肉有四分之三要从外省调运进来，鸡鸭的营养又比猪肉好，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家禽，改变一下食品结构。”
与“菜篮子”密切相关的还有物价问题。“我们得人心，就是抓了‘菜篮子’；要是不得人心，就是‘菜篮子’涨价。”当时，上海的物价问题比其他省市更有压力。“原材料涨价，群众感觉不到，谁也不要吃钢材，也不穿棉花。上海的产品主要是消费品，一涨价就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