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2.69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0%以上，在有些县市， 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
在江西、安徽、苏北等一些相对欠发达的地区，由于当地大都是“吃饭财政”，因此地方政府要想增加可用资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卖地。造一座新城显然是卖地的最好办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可以肯定的是，地方政府从经营土地中能收获良多。地方政府一旦尝到甜头，就会乐此不疲，但后果往往是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贵，普通百姓非但难以享受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相反还要为水涨船高的房价付出更多代价。
“尤其是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对于新区的建设已经从之前的产业高地转变成土地财政变现的工具。”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增高，地方财政比例下降，而且地方的事权不断的增加，地方政府已经不能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去实现上述事务的收支平衡。
“于是，在土地财政的刺激下，地方政府必然会选择通过建设新区的方式来募集自身的财力。当然，新区建设过程中，必定也会赋予一定的产业承载、人口聚焦的功能，也会通过制造业、服务业来解决就业和增加税收。从这个理由上不难解释当前中国新区数量风起云涌的现实。”易鹏说。
必先有“市”，再有“城”
近日，一份由新华社、厦门大学组织对43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63%的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审计署在6月份公布中点出了新问题：36个地方政府截至2012年底的未偿债务总额为3.85万亿元，较2010年底增加13%。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债务被用于新城和新区的建设。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今年上半年调研后也提醒，一些地方脱离实际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超前规划各种工业园区、开发区和新城区，缺乏产业支撑，造成很多“空城”。
“现在很多地方都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宝押到了新城建设上，利用融资平台举债成为普遍的做法。”李铁说，大部分新城规划都确定了庞大的投资规模，寄希望于未来通过新城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偿还。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监控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2%。李铁警告说，“这些新城建设，一旦开发主体不到位，地方政府必将面临投资风险问题。”
易鹏认为，对于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城市群将是主体形态，也就意味着未来更多的人口将从农村和小城镇向以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聚焦。他说：“原则上对于县城和非大城市群范围内的新区不宜扩大规模，而是要将更多的新区资源集中于城市群范围或者省会城市为主的特大城市里面。”
姚洋也表示，中国不应试图使各个地区实现同等的发展水平，而是应当在人口密度已然较大的地区推动城市建设，例如环绕上海的长江三角洲以及环绕广州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他说，“只有通过防止城市毫无限制地扩张，我们才能给中小型城镇留出生存空间。”
“城市的发展，应通过产业带动城镇化。必须先有‘市’，再有‘城’，而不是反之。”严金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