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调查的城市中，有很多新城的规划面积达到了现有城市面积的一半多，规划的新城新区人口基本相当于现有城市人口。而且，不少都提出了较高的建设标准，生态城、智慧城、科技城、现代城等比比皆是，建设配置标准大多是国内和国际领先标准。”他说。
这些新城的建造模式几乎也是千篇一律。曾牵头创作《百城记》的作家黄章晋对此有过一段精妙的描述：“近年中国城市的市政发展，几乎采用的都是相同的模式，先是政府搬迁到一个新区：新区的地理中心一定是巨大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旁边一定有两幢矮小一点的建筑：人大和政协的办公楼，办公大楼前必有巨大的广场，广场上必有喷泉，广场旁，一定有一条八车道或十车道的马路，沿着这条大马路，附近一定有体育馆、博物馆之类的巨大建筑。”
先盖楼后创造需求的做法，在中国最明显的是在上海。十多年前，高楼林立的浦东新商业区最初无法吸引到租户，但后来却成为了中国成功的象征。但很多小城市缺乏上海那样的拉动力。
由于一、二线城市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实际上一直在流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说，“人口的聚集是一个自然过程。内陆地区某些规模较小的城市确实不具备发展的基础。”
由于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没有足够的人口，用钢筋水泥和砖瓦石块在短时间内人为造出的这些新城，到了夜晚一片漆黑，无人居住，成为“鬼城”。
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新区——康巴什成为近年来被报道最多的典型之一。由于盲目开发，这片为30万人设计的城市现在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政绩魅影
严金明认为，新城建设过热，根子在于各地对中央的城镇化政策理解有偏差。“目前，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上，更偏重于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开发，因为这样推行起来更容易，见效更快。”
这位土地规划专家分析说，在“造城”过程中，现任的城市管理者无疑受益很大，能够经手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的大项目，不但能充分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还会因面子工程获取政绩，得到提拔。
“目前很多新城建设体现的是政府和官员的意志。”李铁也认为，新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在城市周边圈上一大块地，规划一个新城，再按照高标准建设一大批楼房、马路、广场、地标建筑，城市的“品位”自然就提升了，政绩很容易显现出来。
“有了这些‘显绩’，政府官员就能获得更多的提拔机会，而且，即便后来发现决策有误，新城成了烂摊子，已经升迁的官员也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而不用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所以大多数地方官在新城建设上都充满热情。”他说。
“新区”建设变味，深层原因也在于一些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