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县级通常会通过投融资公司来实现，但乡镇一级“举债手段更隐蔽”，“比如乡镇集资办学校，通过后期收费来还债，但是停止收费后形成的债务，最后还是政府兜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金珊指出。
而事实上，这些债务并不在官方的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范围内，都是隐性债务。
尽管指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浙江省审计厅厅长陈荣高曾指出，审计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执行不够到位，融资平台公司运营困难;违规担保和违规取得债务资金等方面。
根据官方数据，浙江省承担政府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759家，其中有609家2010年度亏损或无利润。截至2010年末，政府债务中向个人集资和其他单位借款8.59亿元。
这点债务对浙江而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隐性债务有多少，政府都不清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健指出。
新一轮投资冲动：地方债不能承受之重?
债务不断增长的同时，地方投资驱动却丝毫不减热情。
在十八大报告将“新型城镇化”明确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后，各界显然达成共识，城镇化将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成为带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
就浙江而言，早在2012年底省发改委就公布了2013年的投资目标：全社会投资总量突破2万亿元。
为此，浙江省专门成立了由省领导任组长的“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推进协调小组”，同时要求建立省、市、县(市、区)领导联系“411”省重大项目的制度。
这一计划一公布，旋即引发各地强烈的投资冲动。在金华永康，当地有8个项目被列入“411”重大项目，总投资额为162.49亿元，2013年计划投资20.43亿元。
潘毅刚表示，随着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政府债务融资会越发扩大，政府负债率上升是必然，“依托基础设施大规模更新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
就现有手段而言，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增长、引入民间资本、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收益的不断增值、各方面的政策支持与银行间的金融拆借等手段。
尤受地方政府和专家推崇的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进入政府性投资领域，促进政府投资项目融资方式的多样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强调，逐渐用分散化的投资增量来冲稀原来相对固化、有很大风险的存量负债，这将比政府直接融资的风险小得多。
眼下在浙江温州、义乌等地，已有相关实践。
以温州130多公里的市域S1线为例，当地通过成立公司一个月向社会募集15亿资金，主要是个人投入，收益率6%，一年后可退出，“但失败之处在于没有民营企业、机构的参与。”潘毅刚指出。
湖州市委一常委告诉本报记者，中央政府重点投入扶持的项目，尽管首先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但非常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