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红卫兵的历史
“文革”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登峰造极的年代。对于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当时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中都随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当然值得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受到一种非历史态度的对待，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碍，他们当然希望尽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开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红卫兵，过去总爱吹嘘自己当年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现在又强调自己受迫害、走麦城。他们按照不同时期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这是为着在今天获得更加有利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足为奇。还有一些老三届感到委曲，觉得舆论对他们不公正。的确，这一代人，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他们既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文革”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是老人家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从现象上看，也许这不无根据，但从实质看，这就放过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风云一时，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充当高层执政者的工具而已。“青春无悔”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正是对某种不公正的舆论的情绪宣泄。
当然，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即使弄清了“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责任，我们老三届这一代对自己的历史也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几十年前这一代人曾经嘲笑老一代死抱僵化的传统不放。如果这一代人今天也死抱着“青春无悔”的心态不放，自己也将很快成为新一代人眼中的唐吉诃德。可悔的应该是造就这一代人的政治文化，无悔的是这一代人正好是这种文化的掘墓人。
当然，我也不赞成把“红卫兵思维”、“红卫兵心态”泛化，当作嘲笑每一代青年人的口实。即便是这一代里当过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文革”积极参加者，他们身上也还是有一些可贵的东西，是需要挖掘出来，加以发扬的。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从驯服工具到盲目造反，再到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转变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是从这一代人身上发生和完成的，所以我们在从传统社会走上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为了说明这个进程，我想先追溯红卫兵诞生之初的历史。现在，红卫兵已经被泛化为一代人的符号，其实红卫兵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最狭窄的意义上，红卫兵是指北京清华附中等校的一批中学生。他们在1966年夏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小团体，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直接支持。他们的代表作便是《三论革命造反精神》。这三篇文章当时上了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这些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主要是他们干的，当然这种摧毁文明的蠢事得到了林彪代表毛泽东的支持。老红卫兵多数是高级干部子女。当时有一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成为老红卫兵的组织纲领。这种思潮的发生，也不是这些年轻学生的创造。在升学等方面搞唯成份论的“阶级路线”，在五十年代已经开始了，到红卫兵运动落潮后尚未结束。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招工、招生、入伍、入学、提干等方面无不是重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轻本人才能。只不过老红卫兵的对联把血统论表达得更加露骨罢了。但老红卫兵的好景并不长，原因一是他们的盲动很容易过火，为社会所不容忍，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很快成为走资派，他们自己也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地位的突然变化，使他们很自然地转向“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于是，以“西纠”、“联动”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被抓为标志，老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
继老红卫兵之后，出现了造反派。他们在“文革”初期曾受工作组压制，有的被打成反动学生、反革命。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些青年学生被解放。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他们的造反行为不是破四旧，而是指向一批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当时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但由于造反中观点不一，权力再分配中瓜分不匀，造反派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以致相互间搞起武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这些造反派红卫兵也成为不安定因素。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为标志，这一批红卫兵也被赶出了政治舞台。
人们把红卫兵当成愚昧、血腥的符号，主要是指老红卫兵的破四旧、打老师和造反派批斗老干部。其实，这种愚昧和血腥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并非红卫兵首创。如果说中国也产生过纳粹式的“冲锋队”，并非自“文革”始，自红卫兵始。红卫兵、造反派和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点仅仅在于，以前搞运动整人，破坏生产力的行为自上而下发生，而红卫兵和造反派虽然一度活跃，但他们的组织却具有自发性，游离于体制之外。所以，“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整错人的干部照样得以重用，而“文革”中的造反派下场却很不妙。正因为这一代青年最先吞食了盲从的苦果，命运本身就促使他们选择了怀疑。这便是盲目造反和走向怀疑之间的逻辑联系。
造反作为一种破坏性思维和行为，现在已经为人们所唾弃。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农民造反，曾被推崇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也已为历史学家所怀疑。“文革”中的造反本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因为历史上农民造反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种奉命造反，这种造反本身就是一种被利用，虽然造反过程也有自身的利益冲动。现代的怀疑精神与造反这种定于一尊、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同，它是要从一元走向多元，从舆论一律走向百家争鸣，从你死我活走向兼容并包。但从驯服与盲从到达怀疑与觉醒，造反恰恰成为这一代人中的觉醒者的精神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