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教训有不同的出发点。人民曾经对共产党的领导无限信赖，对闹出如此大的祸事痛心疾首，批评当时的政策错误与领导责任，带上个人情绪也难免。
有人将发生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这说明他们既缺乏中国农村制度演变的知识，也缺乏宏观的历史把握能力，偏见使他们戴上了有色眼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外学者，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如三年风调雨顺、国家不进口粮食等)，极力夸大灾难规模和政策失误，上纲上线，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多年来，理论文化界不少人，借“思想解放”之名，极力营造崇拜资本、蔑视大众、诋毁革命和爱国主义的舆论。或者任意歪曲和解读历史，或者任意解释当代，对当前种种社会弊端指鹿为马(如不顾巨大的劳资鸿沟，一味指责“国企垄断”导致贫富分化)，连起码的事实和基本逻辑关系也不顾了。
欲灭国者先灭史。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不会看不到当今资本逻辑泛滥造成的社会危机和自身社会基础的脆弱，为此就更要清算历史，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颠覆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合理性。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到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
1958年仓促推广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包含多项内容的“制度创新”。其中，“一大二公”(公社核算、无偿平调)和“消费集体化”(集体食堂)，脱离了农村的实际，违反了基本的经济社会规律。
本书作者认为：要对当时的实际生活进行系统解析，才能客观地分析灾难发生的原因和机理。1958年—1959年，浮夸风、高征购、“共产风”得以实现，基本原因是公共食堂体制。农民口粮由公共食堂保管，上收容易返销难，造成农民口粮呈减少趋势甚至断粮。1960年上半年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一些地方干部隐瞒本地实情，甚至阻拦农民外出逃荒，使得局部地区的灾难被放大。
“大跃进”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部分基层干部对上盲目服从，工作简单粗暴，官僚主义滋长，迟滞了对危机的认识和政策的调整。从 1960年起，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国务院组织紧急调运粮食，确保城市供应;尽力组织农副、工矿产品出口，出售库存金银，紧急组织粮食进口，相应压缩工业基本建设。1961年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讲，一起为纠正错误、扭转困难而奋斗。从1961年起，国家大幅调减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首先保证农民自用粮食;取消公共食堂;加大对重灾区的救济;提高粮食收购价的25%;开放集贸市场;严格票证供应制度，用“均贫”方式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供应。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减少(尽管成灾面积大于上年)。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