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1955年—1980年，两栏数据每年都相差上百万。1964年、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1982年前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自公安部系统的历年户籍登记。简单地认为政府部门“造假”是不严肃的。不搞清其中原因，研究就缺乏事实的基础。但是，此前所有的研究者都绕开了这个难题，或采用非权威数据，或主观挑选、编造数据、生造算式等，这就很难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而社会上流行的“饿死3000万” 的说法，恰恰就是来自这些中外“权威”的论证。
本书的研究，从搞清楚当时的户籍管理、人口统计办法入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对应的社会状态，对1953年—1980年期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部分采用孙经先的观点)。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先城市后农村，至1960年基本完备。这一时期，城乡间有数千万人的迁徙活动，出现了上千万的户口重报、漏报，户籍人口数严重偏离实际人口数。又因政策调整使户籍人口数出现大幅起落(而非实际的人口自然增减)，或称户籍人口的机械性增减。
1955年—1960年工厂大量从农村招工，很多人获得城市户籍而不注销农村户口，累计1000多万。1960年底动员约2500万人返乡，部分人返乡后自动恢复原户口，户籍人口机械减少约1000万;部分人滞留城市导致户口迁入漏报，其后十几年陆续纠正补报，其间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口每年都出现机械增加。
1960年、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待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多登记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有500多万人。
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
作者据此推算：(1)1960年—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
这样，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从正面给出了完整而恰当的解释。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情理，理论自恰的解释，不愧为一家之言，值得学界重视。
六十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治国经验不足，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尽管作者证明了，“三年困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远低于流行的“饿死3000万”之说，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也是愧对人民，愧对历史的。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弄清前因后果，举一反三，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本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