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价值：共享公平正义
曾经有个段子在互联网等社交媒体上一度火热：当邻居突然有钱买了一辆好车，美国人会说“我要赚钱买更好的车”，日本人会说“我要研究他赚钱的方法”，法国人会说“我想借他的车去兜风泡妞”，中国人却会说“我杀他的心都有，今晚先砸了他的车！”笑话折射出当前社会心态的扭曲，即以各种“二代”为标签的仇富、仇官心理。这种社会心态的背后则映射出当下改革进程的尴尬，即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公。
有论者提出，当前的改革有三盼：一盼破障碍，进一步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二盼有保障，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盼能分享，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
为什么群众对改革又爱又恨
“深水区的问题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最根本的是改革面临的需求日趋多元化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为，30多年前全社会面临着共同的矛盾与问题，即如何解决温饱；如今，全社会需求发生复杂的变化，很难用单一的改革菜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如果不能从这个最基本的特点出发，那么改革有可能在深水区迷失方向。
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高连奎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民群众对前30多年的改革又爱又恨，是因为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值与改革结果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在许多群众眼中，改革等于涨价，改革等于削减福利，改革等于私有化。所以，新一轮改革必须坚持人本导向。
“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于洪生分析，我国在总体上跨越温饱阶段后，人民群众在吃饱穿暖的同时，对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的意见不断增多，干群矛盾日益凸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不同群体对改革的诉求虽千差万别，但有个表现呈现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文盛对半月谈记者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企业、公民与国家之间都有不信任感。社会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相互叠加交织，这说明之前的改革出现了某些偏差，未来应进行“纠偏”，向公平正义要效率。
美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篇写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滨认为，效率和公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很多时候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如果在一个社会，人们获取机会、财富不是靠奋斗，而是靠权力和身份，这样的社会不仅没有公平，更不会有效率。
近年，一些社会调查发现，社会各阶层都有普遍的弱势感，不仅弱势群体，就连公务员、警察、教师、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有一种弱势感。“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和深思，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很好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生活得都不舒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改革陷入困境，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则是既得利益格局趋向固化败坏了改革的名声。而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改革新共识，可以直面现有体制的主要弊端，凝聚民众变革的要求。
如何保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从权利形态看，我们的权利义务体系很不完善，而这是保证市场经济完整的基础。”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权利要讲平等，包括规则平等、机会平等、起点平等，要疏通城乡间、行业间、地区间的人员要素流动通道、疏通人才成长通道等。从政府角度而言，就是要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提供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包括收入分配、社保、社会矛盾调解等。
“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就是一种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学，就是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孙立平认为，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强调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经济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预防和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应当是未来改革的重要内容。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认为，关键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更多取向公平。目前，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一是机会不平等，很多机会的获得要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实现，二是从结果看，财富分配过多向资本、资源和权力倾斜，普通劳动者在财富分配中没有话语权。
“规则公平是权利公平的表现，是机会公平的保障。”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博士余和军说，最大的不公不是结果的不公，而是规则的不公。不公平的规则将使趋利避害的人们涌向规则的偏袒方，引起社会失衡。近年来成为“香饽饽”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垄断央企对人才等社会资源的强大吸附现象便是明证。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湖北调研时提出，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