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父
曾贤的救父之路是从一年后服役结束开始的。“找律师，找关系，四处凑钱给看守所里的家人。姐姐的费用高一些，妈妈比较节省，加起来每个月两千多块钱。有的亲戚去探望他们直接在里头就给了，我不知道的。”
曾贤的努力无法阻止一审死刑的到来。此时，曾珊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觉得不可置信，怎么会死刑呢？一直觉得家里好像没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又没有拿了人家的钱跑路，我爸的工程都有在修。”
曾珊想做点什么，但是使不上劲来：“自从我哥退伍出来，都是他在跑，我一直想加入，有时写信给我爸，他就说，他本来也不想我哥去跑，但是没办法，我哥非要跑。可能我哥不跑，也没有人来跑了。”
曾珊寄望于二审，“二审查清楚了，应该会改判。”面临毕业去向的曾珊从父亲的信中了解到，“他希望我好好学习，要考研。”曾珊在学校待了下来。
二审让她的期望落空了，曾珊坐不住了。那年暑假，她瞒着狱中的父亲和四处奔波借钱的哥哥，只身到了北京。在找到律师看了案卷，同时了解吴英案之后，她知道舆论的重要。她为自己定了在北京的目标：找律师，找记者，找一切可能的人帮助。
用在学校做托管老师积累的微薄收入，她在北京的地下室租了一个铺位，“每天阴沉沉的，晒不到阳光，心里压抑得慌。”曾珊喜欢阳光，直到最近，她终于换了一小间地上的房子，早晨时分有些阳光投射进来，“那样会有点希望。”
最初到北京时，没有太多人理她，找到一些媒体，也很少发出声音。她与律师做了一个“湘妹救父”的网站，渐渐有网友指点她开微博，“记者们都爱用微博，还可以求助‘大V’。”
此外，曾珊一所所高校去堵这些“大V”。听说徐昕、贺卫方在北大演讲，她想：“他们俩粉丝多，要是他们能帮忙呼吁就好了。”曾珊拿着资料到北大礼堂外面堵他们。未出校门的湘妹子，并没有想象中的“火辣”，起初她并不敢上前，礼堂里面人已经满了，她站在门口一直等着。结束时，凭着海报头像，她认出贺卫方，鼓起勇气递上了材料。“第二天他们就帮我转发了一下！”关注她的人也随之多起来。
并非一点勇气就能带来收获。有人通过网络告诉曾珊，认识某某中央领导，可以帮忙。起初怀着一点希望，曾珊带着律师也去见，但这些人“总是狠夸海口，说自己认识谁谁谁，说到最后就要我卖房，要我出多少钱。”好在律师陪同，帮助曾珊甄别真假。“我们没有钱了，家里的房子都被封了，只是还能住，他们没有换锁。”
贵州小河案开庭时，曾珊听说那里汇集了很多大牌律师，又只身从北京坐火车赶到贵州；听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在某家律所讲课，曾珊在那里候着他，让他在自己写给最高院的免死呼吁上签了字……律师和学者安慰她时，都提到了吴英案，曾珊也因此怀抱希望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没有再更新微博，也没有做什么努力。在父亲被执刑后，曾珊愧疚地想起这个月。
端午节，曾珊从亲戚那里得知父亲的死刑可能会核准，她再度进京。这一次，在律师的安排下，她见到了主审法官康瑛。她天真的询问直击要害：“湖南方面有没有给你们压力，影响你们判决。”康瑛说，如果湖南那边能影响，这个案子我们早就核准了。
曾珊追问：“周强会不会影响你们？”康瑛说：“周强是院长，不负责拍案，是3个合议庭合议出来的。”曾珊还是不放心：“那你们判了那么多死刑，看多了喊冤枉的，会不会麻木？”得到的回复是让她“放心”：“我们不会麻木，一定查清楚所有的细节和证据。”
“他这样说，我就比较放心，因为如果查清楚了，我爸肯定是无罪的。”事后曾珊从官方消息获知，在康瑛跟她说这些话的同一天，最高法院核准了她父亲的死刑。
“理想”与官司
父亲被判刑之后，在律师从狱中带出的自述书中，曾珊第一次了解到父亲的抱负。 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曾成杰高中毕业后，对家乡的父老立志发誓“自不成名不回家”。他承诺：一旦事业有成，定将无私奉献，尽全力捐资把农村面貌彻底改变。“一是捐资修公路，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让老百姓告别肩上的扁担那种肩挑手提的负担，我要修房子，要买小汽车，把马路修到家里来，将小车停进自己家的院坎里；二是要捐资安装自来水，让村里人都能喝上干干净净的自来水，告别那用水桶去井里挑水的情景；三是捐资架电，解决农村照明问题，告别煤油灯。”
他找来村里的泥工曾德位、木匠曾开凡，合伙成立建筑队，取名“新邵县土桥乡建筑公司扬世分公司”。通过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姨父帮忙，曾成杰得到了县乡镇企业局开出的几张介绍信，前往贵州、重庆各地联系承包工程。3个合伙人由曾成杰出资，开始外出承包工程。但是，大半年后，一无所得。
父亲规劝曾成杰在家种田一样可以谋生，他却嫌父亲“是个没文化的老实人，谨小慎微，哪敢冒什么风险呢？”于是瞒着父亲，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姐姐帮忙，找大队信用社借来一万元。他心里的底牌是：新疆的亲戚，“万一没搞成，跑到新疆去住到他们家里，帮他们做事。”
在他心里，最初的誓言远比能否还债重要。
这一点曾贤要比曾珊了解父亲：“我父亲就是有这个缺点，他重名不重利。”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和合伙人重返贵州。几个月后，一万元花完，仍无进展，再度返乡。
此后几度往返，他说服父亲帮忙从信用社继续借得2万元。他们在贵州施秉县人民法院承包了一项办公楼加层改造工程，紧接着又承包了施秉县公安局消防大队办公楼工程和施秉县税务局综合楼工程……工程接踵而至，眼看步入正轨时，3个合伙人之间的不信任隐患终于一发不可收，直至散伙。
这次矛盾给曾成杰带来了第一次牢狱之灾。他被举报贪污公司公款，并被收容审查，关押到县看守所，第一次遭遇抄家搜查。关押3个月后，曾成杰被保释。他认为其间存在“诬告”、“冤枉”，他再三要求还他清白，最终不了了之。
这次“冤狱”被曾成杰认为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坎坷。此后经人介绍，1986年，他首度进入湘西吉首承包工程。这次他吸取教训，不再与任何人合伙承包工程。
在吉首的起家比贵州顺畅，但也官司不断。1993年底，他再一次被人以行贿罪告发。吉首市检察院立案查处，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他关押半年后免予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