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篮桥监狱中，朱永嘉和他的小伙伴们还看到了有十字架的忏悔室、绞架和头套。当时，这个青年并没有想到之后会和这座监狱会产生更多的联系。1950年代开始后，朱永嘉进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之后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并任教。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扫清潜伏在社会各处的敌人，镇反运动开展起来了。投诚的提篮桥监狱末代监狱长王慕也被划为反革命分子，1951年7月被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死刑后枪决。
随着镇反运动的扩展，提篮桥监狱收押的犯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在朱永嘉工作的复旦大学，学者们也逐渐被牵涉政治运动之中。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患难过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一度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王造时这个人性格不错，我们也谈得来。”“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因为“质疑苏军侵略东北”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历史学院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朱永嘉一直负责王造时与组织的联系，并汇报材料。王造时谈吐幽默，朱说自己当时已经成家，王还曾笑言将女儿嫁与他。
1964年，朱永嘉工作调动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之后担任历史组组长，而当时担任文学组组长则是姚文元。1965年初，姚文元找到朱永嘉说市委要写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对历史方面并不清晰，希望朱永嘉能提供史实资料。
朱永嘉后来找到了吴晗写的《海瑞集》交给姚，并了解到这是江青安排下来的任务。姚写完文章后，又将草稿交给朱永嘉让他改正历史错误。后来朱永嘉又参与了对邓拓《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批判。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
五分钱子弹费
当时监狱内为了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犯，给予那些交代亲属“罪行”的犯人以减刑等奖励。“帮他触及灵魂，或者就直接打。”
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总负责人，朱永嘉登上了“文革”政治舞台。1967年2月附近，造反派想要控制提篮桥监狱并向公安机关“夺权”，便找到了在“火线指挥部”工作的朱永嘉商量。“我当时给张春桥打了电话，他支持夺权。”朱永嘉说，红卫兵随即进入，提篮桥监狱也进入不正常状态。
而另一面，朱永嘉的身边人却陷入劫难。王造时由于不停遭到批斗致病，后来在提篮桥监狱救治，竟死在了那里。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也在“文革”开始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先后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