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建设的滞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十六大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时下，我们提出的中国梦，也是政治文明的梦。毫无疑问，民主对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提高政治运行的行政效率，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及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新型的民主模式，在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经济建设发展进程和人民的期盼相比，仍存在滞后和不完善的地方，带来了诸多问题，而目前基层政权出现的权力家族化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一是协商民主有余，选举民主不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活动原则，在权力的分配、授予等方面也相应采取了任命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由于历史传统和实情不同，我们国家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协商性的，即对官员的任用，通常是小范围讨论或谈话后，以党组或党委任命的形式出现，而通过选举选拔任用的范围和比例较小，即使有，也常常是仅限于副职而正职却通过任命产生，直选更是只停留在代表选举的层面。显然，这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不平衡的局面，给基层权力的私有化、家族化提供了巨大寻租或腐败的空间，通过任命的方式，很多亲信都能堂而皇之地获得权力。而从民主的理想状态看，既然是民主，就离不开选举，二者需要结合起来。
二是高层民主丰实，基层民主不足。中国存在着从中央到县乡的各级政权，每一层级都有相应的民主形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主有基层民主与高层民主之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我国高层民主的形式日益丰富多样，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中央高层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都做出了表率。民主选举方面，近年来，从每一年一次的两会到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代表和官员选举的差额率在逐年加大。据统计，十八大代表选举的差额率高于15%，超过了十七大的10%，而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率也高于9%，超过了十七大的8.34%；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形式则日益多样和透明；民主监督方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八项规定更是深受社会的好评；正是因为这些善政，中央政府赢得了人民的高度信任。相反，在我们基层政权中，民主的效率和效果却大打折扣，从网络和社会的反映度来看，民众对基层官员的不信任度日益偏低有的甚至降低到了冰点，基层官员的腐败也呈高发态势。一方面，受传统政治文化中“郡县制”思维模式的影响，部分地方官仍抱有天高皇帝远的观念，以“小王国”首领的姿态掌控并随意运用手中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民主实践的不深入或不彻底，权力特权化、私有化的现象也随之不断出现，有的甚至违背歪曲中央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不足为奇，而如果这种现象日益弥散，将对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产生极大的威胁，“基层不牢，地动山摇”指就是这种问题。从实践看，在政治生活中，理想的状态是公民对各级政府都信任，唯有实现基层民主与高层民主的上下联动和一致，才能降低人民权利遭受挤占、损害甚至剥削的程度。
三是民主愿景怡人，法律突破不足。民主和法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无论哪个国家、哪个阶段、哪种民主政治模式都离不开法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描绘了美好图景，催人奋进，但作为民主保障的法律建设却略显滞后和动力不足。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法治精神，树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理念，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具有了多样而充实的法律法规，但在某些关键领域的突破还不够，尤其是涉及到利益集团的法律修订推进缓慢，如加大死刑力度，提高腐败的成本等，这就给权力的私有化或家族化留下了很多漏洞、回旋余地甚至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