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政治导致的人治主义效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行德治和礼治的治理模式，仁为价值理性，礼为工具理性，毋庸置疑，二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发展治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政治的伦常化和政治统治过程中人治主义的泛滥和盛行，并遗留至今。众所周知，对国家的治理应该是德、法并举的过程，对于任何一方的偏废都将使政治发展偏离正常的轨道。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过于倚重道德理性的政治优先性，所以在社会治理上，总是希冀于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而对为政者个人德行的过分倚重，却最容易导致人治主义，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讲的就是这种道理。质而言之，人治主义的根本就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系于君主和大小官吏的德性修养、个人意志及其忠奸智愚之上。在这种规律之下，必然体现以人情治国为弊端的人治主义效应：
一是官员法律意识淡薄，以人情干预或替代法律。由于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往往变成我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完全由我，最后就变成没有制度，以人情干预或替代法律的事也就变成了一种常态，所谓“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二是民主意识淡薄，以人情干预或处理政务。人治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关系主义”，任人唯亲，即根据关系的好坏、亲疏程度及对方是否有背景、资源来决定事情的办理方式，最终形成一张张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现实的体制性障碍
近年来，我国一直正处于社会改革发展的转型期，遭遇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加之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也给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接班观念的异化。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中期，为关心职工生活，缓解劳动就业压力，推动企业和社会的改革发展，我国逐步确立了子女顶接班制度，即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是我国劳动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这种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很多职工子女和知识青年返城就业的重要出路，是当时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到80年代中期，随着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平、竞争、择优就业观念的深入人心，加之顶替的消极作用日益增加，这种就业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至1986年10月1日，国务院关于暂时停止办理子女顶替补员工作的一系列要求开始执行，这项实行了20多年，被俗称“接班”的就业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其弊端主要有三点：一是不少地区自行扩大顶替的范围。二是出现了大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违纪违规的情况。三是对教育、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部分年轻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不高，进取心不强，等靠要观念浓厚。
时下，接班制度虽然已经终止多年，但是接班的思维定势及其弊病带来的后遗症依然未完全清除，并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心中以一种更加异化的形式出现，从目前基层频频出现的“权力家族化”现象，我们也能看到其影子：一是将“接班”作合法化的解释，即通过制度的漏洞，让自己的亲人获得权力，并策划出合理的解释，如“萝卜招聘”、“定向选拨”等。二是官员之间进行私下权力交易，即通过相互培养和提拔各自亲人的方式，实现权力的合理“接任”，这是时下出现的新型“隐性腐败”。三是将接班与“世袭”相结合，即从儿时阶段开始就有意识地培养，并为之进行造势、营造关系圈子。四是将接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任人唯亲，不光是儿子、女儿，只要有亲缘关系的人也纳入其中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