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狄克的号召找到了富饶的土壤。许多在莫斯科怀有政治抱负、富有激情的中国青年公开反对莫斯科支部。时年22岁，来自安徽农家的团员陈绍禹（即王明——译者注）成了他们的领袖，他借用任卓宣的俄文化名词根来批判其理论和实践方针。结果，到了1926年春，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这里也充满了自由的空气。陈绍禹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论。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夏，任卓宣回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第1卷，第42号。）。
从此以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由校党委领导的完全从属于领导学校党委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领导竞争。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中山大学党务工作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所有党、团成员还像以前一样要参加冗长的党的会议，还有其他形式，如分组讨论、“现行政策小组”会，会上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党的领导的忠诚。（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2—173页。）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谢德尼科夫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灌输：党内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谈党内民主（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5页。）。
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小平。他虽是个急性子，却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尽量不表明自己的倾向。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也与联共（布）领导人签署了苏方向其提供超过430万卢布补充物资援助的协定。此外，他的军事顾问团也加强了力量，派列宁格勒军区第一步兵团团长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桑古尔斯基（介绍给冯玉祥时用了别名：乌斯曼诺夫）为顾问团的军政领导人。冯玉祥在莫斯科停留了三个多月（从1926年5月9日到8月16日）后回国，此时中国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参见《冯玉祥日记》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8月17日，蒋介石重启北伐——自长沙向武汉发起进攻。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破武昌，意味着吴佩孚主力已被摧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2页。）。
要知道，离国民党取得对全国军阀派系的最后胜利还很遥远。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回国，即刻投入到为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最后出路的斗争中。他声明，他的全部军队加入国民党，并再次向莫斯科求援。这次莫斯科给他派来了补充顾问组（见 J.E.谢里丹：《中国军阀·冯玉祥履历》，斯坦福，1966年，第203—209页。）。
共产国际向冯玉祥全面地推荐了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学生，从中选拔了20人，其中包括邓小平，他还没有完成2年的学业。北伐已进入决定阶段，但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是建议，“一些学生推迟回国，直到完成本科学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2卷，第449页。）。
1927年1月12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记载为1926年底——译者注），邓小平从中山大学退学，同日启程回国。他经过南西伯利亚、蒙古到达早在1926年11月被冯玉祥占领的西安。
邓小平的一年旅苏经历也随之结束。中山大学党委在总结鉴定中写到：“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沉着守纪，学业名列前茅。训练有素。”（参见《邓小平自述》，第28页。）第七学习小组全体会议做出的关于邓小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被取消（参见邓希贤（多佐罗夫）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第9页。）：邓小平回到中国，在那儿重新成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前面等待这位富有才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是中国革命，在风起云涌的革命进程中他和他的同志们取得了政权。而在更远的未来，属于他的是中国社会主义伟大改革家的荣耀。
邓小平在苏联的一年，并没有白白度过。在这期间，邓小平看到、读到和学到的一切都影响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
〔作者亚历山大·瓦季莫维奇·潘佐夫，国会大学（美国）教授；达利娅·亚历山大洛夫娜·斯皮恰克，女，国家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副教授。译者陈鹤，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0〕
